現在的一般新詩人——新是作時髦解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的創造中國新詩的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做成完全的西文詩（有位作者曾在《詩》裏講道他所謂後期的作品“已與以前不同而和西洋詩相似”，他認為這是新詩的一步進程，是件可喜的事）。《女神》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的了。《女神》當然在一般人的眼光裏要算新詩進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
但是我從頭到今，對於新詩的意義似乎有些不同。我總以為新詩徑直的“新”的，不但新於中國固有的詩，而且新於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他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要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產生的寧馨兒。我以為詩同一切的藝術應是時代的經線，同地方的緯線所編織成的一匹錦。因為藝術不管他是生活的評也好，是生命的表現也好，總是從生命產生出來的，而生命又不過時間與空間兩個東西的勢力所遺下的腳印罷了。在尋常的方言中有“時代精神”同“地方色彩”兩個名詞，藝術家又常講自創力o-riginality，各作家有各作家的時代與地方，各團體有各團體的時代與地方，各不皆同，這樣自創力自然有發生的可能了。我們的新詩人若時不時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我們自會有自創力，我們的作品自既不同於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於中國以外的洋藝術。這個然後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了！
我們的舊詩大體上看來太沒有時代精神的變化了。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育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以前，詩的形式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詞曲同詩相去實不甚遠，現行的新詩卻大不同了）。不獨藝術為然，我們的文化的全體也是這樣，好像吃了長生不老的金丹似的。新思潮的波動便是我們需求時代精神的覺悟。於是一變而矯枉過正，到了如今，一味地時髦是鶩，似乎又把“此地”兩字忘到蹤影不見了。現在的新詩中有的是“德謨克拉西”，有的是泰果爾，亞坡羅，有的是“心弦”“洗禮”等洋名詞。但是，我們的中國在那裏？我們四千年的華胄在那裏？那裏是我們的大江，黃河，昆侖，泰山，洞庭，西子？又那裏是我們的《三百篇》，《楚騷》，李，杜，蘇，陸？《女神》關於這一點還不算罪大惡極，但多半的時候在他的抒情的諸作裏他並不強似別人。《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國的多多了，例如Apollo，Venus，Cupid，Bacchus，Prometheus，Hygeia！是屬於神話的；其餘屬於曆史的更不勝枚舉了。《女神》中的西洋的事物名詞處處都是，數都不知從那裏數起。
《鳳凰涅》的鳳凰是天方國的“菲尼克司”，並非中華的鳳凰。詩人觀畫觀的是Millet的Shepherdess，讚像讚的是Beethoven的像。他把羨慕的工人是炭坑裏的工人，不是人力車夫。他聽到雞聲，不想是笙簧的律呂而想著orchestra的音樂。地球的自轉公轉，在他看來，“就好像一個跳舞著的女郎”，太陽又“同那月桂冠兒一樣”。他的心思分馳時，他又“好像個受著磔刑的耶穌”。他又說他的胸中像個黑奴。當然《女神》產生的時候，作者是在一個盲從歐化的日本，他的環境當然差不多是西洋的環境，而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無怪他所見聞，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東西。但我還以為這是一個非常的例子，差不多是畸形的情況。若我在郭君的地位，我定要用一種非常的態度去應付，節製這種非常的情況。那便是我要時時刻刻想著我是個中國人，我要做新詩，但是中國的新詩，我並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我的作品是翻譯的西文詩。那麼我著作時，庶不致這樣隨便了。郭君是個不相信“做”詩的人；我也不相信沒有得著詩的靈感者就可以從揉煉字句中作出好詩來。但郭這種過於歐化的毛病也許就是太不“做”詩的結果。選擇是創造藝術的程序中最緊要的一層手續，自然的不都是美的，美不是現成的。其實沒有選擇便沒有藝術，因為那樣便無以鑒別美醜了。《女神》還有一個最明顯的缺憾那便是詩中夾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了。《雪朝》《演奏會上》兩首詩徑直是中英合璧了。我以為很多的英文字實沒有用原文的必要。如pantheism，rhythm，energy，disillusion，orchestra，pioneer都不是完全不能翻譯的，並且有的在本集中他處已經用過譯文的。實在很多次數，他用原文，並非因意義不能翻譯的關係，乃因音節關係，例如我是全宇宙的energy的總量！
像這種地方的的確確是興會到了，信口而出，到了那地方似乎為音節的圓滿起見，一門單音是不夠的，於是就以“恩勒結”（ener-gy）三個音代“力”的一個音。無論作者有意地歐化詩體，或無意地失於檢點，這總是有點講不大過去的。這雖是小地方，但一個成熟的藝術家，自有餘的精力顧到這裏，以謀其作品之完美。所以我的評也許不算過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