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後學們為紀念一代宗師在古代南安府內的吟風弄月，就在南安府後花園建起了“吟風弄月台”。
二程成名之後，也將“孔顏樂處”的問題作為宋明理學的核心問題之一。
程顥給弟子講學時，每每對“孔顏之樂”深思體味，提出了“樂天知命”的問題。他指出，聖人者，如孔夫子，以“知天”、“行天之道”為職，即所謂“替天行道”是也；而“命”則是人生中的必然性，如富貴貧賤之類。
聖人“知天”，所以努力於自我的道德人格的修養，致力於“博施濟眾”的事業。把個人的精神境界、事功行為上接之神聖的“天”，這就為人之世俗的思慮生活接續上了超越性的價值之源，如此，則何為不“樂”？
至於具體人生中的富與貴、貧與賤，都是不可妄求亦不可規避的。知此“命”則心安，心安則能在貧困潦倒中生發其“樂”、保持其“樂”，這就叫“樂天知命”。
程頤遊太學時，胡瑗向他提出了“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駕輕就熟，答以“學以至聖人之道也”。
對此，胡瑗深感驚異，而在程頤倒未必感到出奇。因為程頤認為，他所表述的尚非“孔顏之樂”，而是“孔顏之學”。孔子有“知之”、“好之”、“樂之”之說，程頤所論屬第二層。
在二程的著述中，多次討論到“孔顏樂處”，指出“‘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明道說：“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程氏外書》卷八載，遊酢初見伊川時，伊川“因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耳”。《程氏外書》卷七亦記載：“鮮於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
程顥與程頤成人以後，一位以和易著稱，一位以嚴毅聞名，二人雖然性情不同，然而對於“孔顏樂處”卻心領神會，且達到了獨具特色的境界。
相傳有一天，他倆應邀參加一個宴會。酒席上有幾個花枝招展的歌妓不僅彈唱歌曲，還故意賣弄風騷，給人勸酒。
一直以“天理”的規範要求自己的程頤見狀，認為主人這樣招待他們，實不應該。他越看越感到惡心，又不能當場駁主人的麵子。他隻好氣憤地拂袖而起，借故三步並作兩步走，提前退席了。
程頤以為哥哥也會同他一樣離開那個不該去的地方的。哪知，程顥對發生的這些事，卻泰然處之，行若無事，依舊與同席者盡興飲酒，談笑風生。
第二天，程頤餘怒未息，跑到程顥的書房責備哥哥，為何在那種場合飲酒。
程顥笑著說：“你還想著那件事嗎？昨天酒宴上有歌妓，我心中卻沒有歌妓；今天我書房裏沒有歌妓，可你的心裏還滿是歌妓啊！”
程頤聽了哥哥的一席話，頓時臉上臊得通紅，自愧學問和修養比不上哥哥。
程顥有見於氣象，得吟風弄月之樂。自此，程頤以“不改其樂”為內有所樂，而非“樂道”，並斷言“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故鄒浩說：“伊川見處極高”，“吾雖未識伊川麵，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程頤晚年更趨和易，氣貌容色皆勝平日，自雲：“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進而，他們得出結論：“孔顏樂處”於人可得真受用，“樂是學，學是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於死生之際能超然死生之外，與有意忘死迥然有別。
二程兄弟在洛陽講學期間，也將“孔顏之樂”作為自己的講授重點。
有一天，當程頤講《論語》中“顏子不改其樂”章時，在講畢經文章句之後，他這樣發揮說：
“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朱熹編《伊川先生年譜》）
他強調指出，顏子所從事的，就是所謂：“不合禮的不要看，不合禮的不要聽，不合禮的不要說，不合禮的不要做。”
所以，孔夫子稱讚顏回說：“學到一條好道理就牢牢記住而不忘記它啊！”又說：“顏回不把怒氣轉移到不相幹的人身上，不第二次犯同樣的過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從來沒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後從來沒有再去做的。”這是由於他對道的信仰深厚，學習起來又掌握了正確方法。
末了，他強調指出，切忌不從自身的修養上去追求聖人的道德學問，而到身外去追求，把知識淵博、記憶牢固、文章巧妙、辭藻華麗當做真工夫，講起道理來天花亂墜，極少有能達到聖人的道德學問的。
二程兄弟精彩的演講令聞者歎服，許多學者一同入侍經筵，聽二位講學。
對於理學的鼻祖到底是二程，還是周敦頤？有一天，二程同時期的學者問及程顥。
程顥曾當仁不讓地說：“吾學雖有授受,‘天理’二字,卻正自家體貼出來。”（《中國哲學》第五輯p57）
所謂“自家體貼”，意思是說，天理精微須要實踐體察的工夫，也就是重視自覺的體證；而心性論則是這種思想的係統表述。程頤的弟子呂希哲說：二程重視“天理”，而由“自家體貼”切入，是其為學的特色，也是宋代儒學的特色，所以後人稱之為“理學”。“二程初從濂溪遊，而青出於藍。”呂本中亦雲：“二程始從茂叔，後更光大。”（《宋元學案》卷一《濂溪學案下》）
哲學家跟藝術家一樣，都帶有某種瘋狂性，別人是無法理解的。別人說的不算，一定要自己體貼出來的才行。一旦體貼出來了，那種快樂的心情是難於言表的。
在二程身後，後學們在討論這一問題時，也明確指出，周氏雖然是二程之師，並對其產生過一定影響，但畢竟周氏當時年僅三十，除授學不足一年外，後來他們師生隻於1057年在周氏任合州判官時見過一麵（盧連章《程顥程頤評傳》p395），且當時周氏的太極學說還未形成，所以他對二程的影響很有限。
到了當代，英國著名漢學家葛瑞漢則這樣寫道：“他（朱熹）曲解了新儒學的起源，從而掩蓋了二程的重要性。……錯誤地把周敦頤視為新儒學的奠基人。”（葛瑞漢著、程德祥譯《二程兄弟的新儒學》P32）
的確，周敦頤在北宋時並沒有建立自己的學派，在當時的學術地位也不高，也沒有多少社會影響，是朱熹後來幫他炮製出的一個所謂“濂學”。這樣一來，到了朱熹死後，“濂洛關閩”、“周程張朱”就成為理學的流行口號了。有人甚至說，朱熹塗改曆史的本事，可說是比他做學問的本事大多了。
不過，之所以後來的理學家對周敦頤的學說極力推崇，是因為孔丘創立儒家學派（刪定六經，曆代相沿，形成經學），主要內容是統治者為政的方術和修身處世之道，哲學思想十分貧乏。而漢學拘泥於章句訓詁，更不去探究哲理。是周敦頤的學說最先觸及了宇宙和社會起源等哲學問題，把儒家的經學哲學化，並對中央集權的統治和封建的倫理綱常做出了哲學的論證。他所提出的“一實萬分”“主靜無欲”等觀念，為以後的理學家所繼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