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遠兮。”
二程在治學從政的實踐中，“窮理”、“識仁”，不斷探索理學真諦。
他們生活的年代，商品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追逐個人利益和致富的傾向，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農耕經濟長期塑造的恥於言利的厚樸民風，以及儒家傳統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此時受到了強烈衝擊。
正是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常年與基層老百姓以及與學者打交道的二程，在“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的過程中，上下求索，最後“反求諸六經”。二程在用“六經”解剖人們的“利欲”發現，“利欲”一方麵作為經濟向前發展的一種並非高尚的動力，在曆史上不斷扮演著非常積極的角色，但在另一方麵，“利欲”卻又成為人與人的親密關係的解體因素，它又具有“無休止性”與“不知足性”的負麵作用。於是，他們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宋儒理學的“理欲”觀，強調“以理製欲”、“以義取利”的價值取向。
正在二程兄弟埋頭研究學問之際，不料積勞成疾的母親侯氏於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江寧（今江蘇江寧），享年49歲。朝廷為了表彰侯氏非凡的一生，始封壽安縣君，後追封上穀郡君。中年喪妻的程珦與青年喪母的二程父子異常悲痛，在江寧相依為命。在守孝期間，二程在化悲痛為力量，繼續潛心治學的同時，程頤還特作《上穀郡君家傳》悼念慈母。
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間，程顥的理學思想已初見雛形。
那是嘉祐元年（1056年），25歲的程顥赴京城開封應試，有機會與呂希哲、張載等學者在相國寺講學論道。程顥雖然初出茅廬，卻表現出過人的天賦和良好的修養：滿腹經綸而縱橫捭闔；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學者不曾看過他疾言厲色。他出色的演講吸引了眾多學者，在諸儒中享有盛譽，聽者往往有“如坐春風”之感，慕名而來求學之士趨之若騖。他在此收下自己生平的第一個學生劉立之，自七歲始，從學程顥三十年，後來進士及第，官至宣德郎。劉立之曾紀事說，先生“踰冠，應書京師，聲望藹然，老儒宿學，皆自以為不及，莫不造門願交”。（《門人朋友敘述並序》，《遺書》附錄）
與此同時，程頤在相國寺講學也名噪京畿。朝中大臣呂公著獲悉程頤以博覽群書著稱，其學術以誠為根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宗旨，而通向《六經》。動作、靜止、說話、沉默，一切以聖人為師，不修養到聖人的境界不停息。便親自帶著在太學讀書的兒子、僅小程頤六歲的呂希哲前去拜程頤為師。接著，繼呂希哲成為程頤的第一個學生後，呂希純、楊應之等相繼師從程頤。
次年三月，程顥參加宋仁宗禦殿親試。當時考試內容主要承唐及五代之製，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主要以詩賦取人。程顥以《南廟試佚道使民賦》、《南廟試九敘惟歌論》、《南廟試策五道》（見《二程集》P462-471）等文章，一舉摘取了進士功名。
當年，參加殿試者一般都賜及第，隻是根據殿試成績重新排列名次而已。殿試一般分為五甲。第一、二甲賜進士及第，第三、四甲賜進士出身，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當時，與程顥同榜的還有張載、朱光庭、蘇軾、蘇轍與曾鞏等人。
北宋的選官製度基本上沿襲了唐代的製度，麵試官員概括起來有四條標準，稱為“身、言、書、判”“四才”。《新唐書．選舉誌》載，“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證；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才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程顥通過麵試，於嘉祐三年（1058年）任命為京兆府鄠縣（今陝西戶縣北）主簿。
鄠縣既是程顥從政的起點，也是他的代表作形成的地方。他的第一部重要哲學著作《定性書》（《答橫渠先生定性書》），於1058年在這裏問世後，奠定了他的理學基礎。
其實，《定性書》隻是程明道當初回答張載探討如何定性的一封回信，後來成為明道哲學最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從修養方法方麵，提出了“定性”的理論。
所謂“定性”實際就是“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內心的安寧與平靜。他認為，要使內心平靜、不受來自外部事物的幹擾，就應該雖接觸事物，卻不執著、留戀於任何事物，“內外兩忘”（《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橫渠張子厚先生書》），超越自我。這一“定性”的理論，是程顥繼承和發展了孟子的“不動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養經驗後而形成的。
必須指出的是，程顥在創作《定性書》前後，確然已歸宗於儒家的價值觀念，已經進入“返諸六經而後得之”的時期。當然，由於這一階段他剛剛從出入釋、老而返諸六經不久，所以《定性書》多用佛、老之語。然而，《定性書》之精神意蘊完全不同於釋、老二家。這與程顥一生極力批判佛學，卻“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宋元學案》卷十六，葉六桐語）是一致的。正所謂“自家宗旨若明，則他人之妙語借用亦無妨，正可發明己理”（周晉：《二程與佛學》（下），載《郭店簡與儒學研究》P364）。
不可否認，程顥曾有過非難詩藝的言論，但其詩作卻表現出超凡脫俗之意象。他的千古絕唱《春日偶成》（《二程集》P476）就是在此間寫成的。
那是嘉祐四年（1059年）春光明媚的一天，他憑欄遠眺，想起在黃陂老家生活、學習的日子。頓時，家鄉父老在房前屋後種花、河邊路旁植柳的場麵，跳入腦際；自己在“春風楊柳萬千條”的時節，於程鄉坊的花園裏、魯台山上、灄水河畔，沐浴春風，植柏為林，踏青吟詠，情與景會，理與心契，雖在陋巷，而樂得其趣的情景，仿佛在眼前浮現……
而此時，自己在融會貫通了道家、佛家和儒家的學問後，認為隻有儒學才是正途。進而，體會出了萬物的根本——“天理”（或稱“理”），心情非常愉悅。於是，他不禁浮想聯翩，口裏念念有詞：“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餘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這是一首從生生之機中體味“天理流行”之樂的詩,是一首反映其“生”的哲學及理學之遊戲精神的詩。
那天，一位好友來訪，看了他的《春日偶成》後，不禁讚不絕口：“老兄，乍一看，這首詩是通過描寫淡雲、輕風、紅花、綠柳加上近午的日光，長流的河水，來抒發作者春日郊遊的愉快心情。其實，詩中蘊含著你陶然若醉，進入了‘孔顏之樂’的崇高境界。”
接著，他一發不可收，還吟詠了反映其歸宗於儒家過程的《遊鄠縣山詩十二首》。雖然從《遊紫閣山》中的“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詩句，還可看到佛、老出世思想的印跡，而在《下山偶成》中的“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等詩句，已準確無誤地傳達了他堅定地歸宗儒學的信息：吾儒的使命正在於經濟天下，因而不能因個人的喜好而作出世之想。
在北宋年間，正是宋太祖立下的“不殺士大夫”的“家法”，從而使之成為春秋以後君主專製下的“盛德”。於是在如此“盛德”之下，士大夫“議論”始興，宋學的精神始立，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超越了漢、唐。
當時，領導宋學潮流的流派湧現出三大學派：第一是王安石的“新學”學派，因王安石在執政時頒布《三經新義》而得名；第二是張載的學派，因張載在陝西關中講學，於是稱其學派為“關學”；第三是程顥、程頤的學派，因二程在洛陽講學，故稱他們的學派為“洛學”。
二程早就聽說在關中有一位比自己要大十幾歲的表叔名叫張載，字子厚，號橫渠。他畢生以“無所不學”著稱，少時喜談兵，當時宋代西部邊境常受到西夏割據勢力的侵擾，張載曾經計劃聯絡一些人組織武裝力量奪回失地，他寫信給當時陝西招討副使範仲淹，討論邊防問題。
範仲淹收到信函後，親自約見了張載，並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張載讀《中庸》。張載聽從了範氏的忠告，可是，他通讀了《中庸》之後，還覺得不解渴，他因此又閱覽了一些佛教、道家的書籍，但仍不滿意。接著，他研究了天文和醫學，逐漸從佛教、道家的影響下相對地解放出來。他比較用力研究的是《周易》，他以《易傳》為根據來建立自己的哲學體係，對佛教道家的唯心論進行了批判。最後張載撰寫的《西銘》、《東銘》和《正蒙》，不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簡直可以視為理學的經典作品。他曾在關中和百泉書院講學傳道，並據此而獨樹一幟創建了關學。對於當地理學思想的普及，士風丕變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