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二程十分推崇張載的道德學說。他們說，張載的《西銘》是觀天之“北鬥”，是儒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是教育人們講仁義、盡孝道的倫理範文。《西銘》原名《訂頑》，是程頤為其更名的。《西銘》本是張載書於學堂西牆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座右銘性質。由於此文立意高遠，意蘊無窮，因而極受理學家們推崇。
同時，張載與二程的教育思想是相通的。張載繼承了儒家孔孟的說教，就道德修養問題發揮了唯心主義的盡心，成性立論，為理學教育奠定了基石。《經學理窟》是張載的重要的理學教育著作，這部著作分“周禮”、“詩書”、“宗法”、“禮樂”、“氣質”、“義理”、“學大原上”、“學大原下”等十三篇。它與張載的其他關於教育的論述，共同構成張載的教育思想體係。
張載晚年十分悲涼，他逝世後入殮的棺木，還是從長安趕來奔喪的門人湊錢買的。張身後其妻郭氏更是窘困，因生活艱辛，衣食不足，她隻得攜幼子同往河南，寄托在娘家為生。
獲悉表叔乘鶴西去後，程顥悲痛不已，如泣如訴地吟詠了《哭子厚先生詩》一首，詩雲：
歎息斯文約共修，
如何夫子便長休！
東山無複蒼生望，
西土誰共後學求？
千古聲名聯棣萼，
二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限，
豈獨交親念舊遊。
二程與張載的這段學術交往，曾一度傳為佳話。可是，張載逝世後，卻出現了噪音。也許是為自己轉換門庭尋找根據，也許是為了表達自己對二程的忠心，學者呂大臨在《橫渠先生行狀》中竟赫然寫道：張載見二程之後“盡棄其學而學焉”。
事實上，在理學各派中，張載的思想非常有特色。其關學代表作《正蒙》成書時，洛學的《伊川易傳》等還未出現，故而關學主要出於張載自得。隻是張載逝世後，關中諸弟子無所從，故多轉歸程門，程頤亦於元豐三年（1080年）親赴關中講學，顯露出急於收拾關學殘局的心理。這位撰寫《橫渠先生行狀》的呂大臨，原本就是張載的弟子，歸於程門後，一躍成為“程門四先生”之一，並將受教的二程語錄編為《東見錄》。
當程頤看到呂氏《橫渠先生行狀》歪曲曆史記述後，他立即一針見血地指出：“表叔（張載）平生議論，謂與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二程全書》卷三十六《外書》）。強烈要求呂氏迅速更正，恢複事實本來麵目。
麵對程頤的訓示，呂大臨不得不有所表示，不過，他沒有完全刪除這種說法，隻是把“盡棄其學”更改為“盡棄異學”。為此，程頤非常氣憤。不僅如此，還有不少知名弟子為抬高二程的身價，也以訛傳訛。二程的嫡傳弟子楊時說：“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龜山集》卷二十五）。遊酢也在所寫《書明道先生行狀後》說：“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伊洛淵源錄》卷三引）但王夫之卻在《張子正蒙注序論》中高度讚揚張氏之學，認為“張子之學……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
尤其是在程顥身後，其《定性書》更是身價百倍，成為曆代帝王將相對人民實行精神統治的理論依據。在明代嘉靖中，胡柏泉鬆為太宰，特地在京師向全國5000餘名文武官員講解了《定性書》，將其分作四個層次：“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地。”官吏們因此都對二程頂禮膜拜。
與《定性書》一樣，《識仁篇》也是明道哲學的又一精髓。
大體而言，程顥以“仁”總攝“聖人千言萬語”，學聖人之道也是為了“識仁”。而“識仁”其實隻是“誠敬存之”，“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複入身來”。
程顥說仁是本性，心是本心，這原是自家“天然完全自足之物”，隻是須要學者察識、體踐，存養勿失。正因為如此，從而使宋以後的儒學發展轉而以心性論為其核心，重識實踐力行的存養工夫。這就是說，孔子、孟子之後，兩漢經學家隻重視末節小道，而二程兄弟等諸儒的崛起，才真正切入儒家成德之學的要旨，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
二程兄弟以闡明儒道、重振斯文為己任，致力於理學思想的構建與傳播。程顥自詡於“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二程集》P638）。強調“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二程集》P318）。二程兄弟成為一代儒學大師後，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紛紛拜師於其門下。二人不僅竭盡全力為之傳道授業，並在此間開創了自己的學派——“洛學”。
“洛學”之所以盛行，首先在學風上開風氣之先。
二程極力反對兩漢以來的儒生隻埋頭於對儒家經典的訓詁考釋的傾向，而是著眼於窮其根本，追尋其精神實質，著重於對儒學經典之精妙奧義的探索與發掘，抓住關鍵，“直睹堂奧”，從而達到了“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的目的。
被世人稱為一代儒學宗師的學問、道德風貌和師表範式的程顥，居洛十餘年，與弟伊川先生講學於家，……士之從學者不絕於館，有不遠千裏而至者。程顥曾經說：“非孔子之道，不可學也。”“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伊洛淵源錄》卷二）
同程顥一樣，程頤認為“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二程集》P577）。他認為，學聖人之道，如果“隻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二程集》P671）
讀書就是為了窮理、致用，如果僅僅“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同上P1187）。二程在提倡學以致用時說：“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為也。學而無用，學將何也？”（同上P1189）二程以為，求學治道，在於實用，就像工匠製造用具一樣，如果無用，工匠就不造它，學而無用等於白學。然而二程所講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義理”及其所體現的封建道德、綱常倫理用之於修身治國。
值得一提的是，二程終生精思神慮，闡發儒經之義理，又吸取佛、道學說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維方法於理學之中，用以豐富和發展了儒家學說，並使之更具有理論思維的色彩，從而大大增強了儒學對讀書人的吸引力。當時“士大夫從之講學者，日夕盈門，虛往實歸，人得所欲”。其中著名人物有謝良佐、楊時、遊酢、呂大中、呂大均、呂大臨、邵伯溫、蘇昞、張繹等人。
宋明理學之所以能長期獨尊於百家之上，不僅僅是靠統治者的青睞與強力推行，而是它本身具備了征服人們思想的精神力量。
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說，理學家和佛家治學的路數不相同。佛家認為人生就是苦，所以，它以真實世界為虛幻，教人從世俗世界中解脫出來，本質上是出世的宗教。而理學家不但不否定現存的社會規範，相反是神化它，同漢儒一樣將它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天道”來尊奉；而與漢儒不同的是，漢儒之天是外在的懲誡神力，而理學家則從宇宙演化的角度將此天道注入人心，再用心統情性的方法，教人將自己的思想感情與禮、分、名相合，故而是一種入世的心性教義。這樣的教義，與佛家比，其優越性在於入世；與漢儒比，在於以教育的方法來提高每一個人的人格，因而文明程度較高，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和生存價值，當然才有可能長期延續下去。
不可否認，理學也造成了自身難以克服的矛盾：先驗的天理與認識天道之格物致知方法的對立。正是這一對立，最後導致了程朱理學的解體——一方麵，導致精明的人逐步離開先驗的路，來革理學本體論的命；另一方麵，由於它提倡每事必“格”它一番，沒有豁然開朗之人，其學就失去了宗旨。所以，它也會慢慢地失去自己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