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縣爺的程顥每日辦完公務後，便到書院講學，難得有閑暇，但他知為人師如同為人父母，便語重心長地說道：“人與萬物是平等的，人沒有任何特殊權力高居萬物之上，更沒有權力奴役和主宰萬物。人不是上帝創造出來統治世界的寵兒，而是天地的兒女（‘乾坤父母’），也是萬物的朋友伴侶（‘民胞物與’），對萬物的熱愛，就是對天地的報答。”
“我這才明白夫子為何為人如此和藹可親，原來夫子從未以夫子自居，而是把我們每個人都看作朋友。對嗎？”張格致頓時恍然大悟道。
“當然。在義理麵前人人平等，我又怎能例外呢？”程顥點頭稱是。
“先生，江湖險惡，人心難測，每個人真的都能成為朋友嗎？”隻比張格致年長兩三歲的王羊，言語中卻透出些滄桑，他一頭霧水地望著程顥疑問道。
“沒有人能夠在一朝之間把握所有真理，所以我們隻有不斷地學習，活到老學到老。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程顥振振有詞地道來。
“我從今以後，發誓要做一個天下最有學問之人。”張格致信誓旦旦地說。
“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切勿好高騖遠。”程顥搖搖頭，接著拍拍張格致和王羊的肩膀道：“我希望你們要以聖人為榜樣，加強修身、明人倫、培養自己的善心，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夫子能否告訴弟子一種事半功倍的學習方法？”王羊問道。
“好的。首先得博覽群書，即學問的廣闊性，然後由博及約，掌握其精要；其次，須窮追善問。所謂學問，須有問才謂之學。這裏的問就是每事問、不恥下問、切問而近思和窮追到底；再次，就是做到默識心通。所謂默識心通就是要深思、善思和明理。即通過認真思考，達到明理的目的。”
“嗬，難怪我原來學習總是事倍功半。”王羊深有感觸地說。
“好了，今天不早了，你們還是回房休息吧。”
程顥把二人送出了書房，自己卻繼續在書房挑燈夜戰。
張格致望著夫子書房裏的燈通亮，回想夫子剛才說的一席話，不覺增添了無窮的力量，他因此也徹夜與書本默默對話。從此，便同夫子一樣，每天起早貪黑手不釋卷地攻讀。
再說王羊，當其他學生都圍著程顥轉時，他總會走開，獨自一人靜默；其他同學一起玩耍，他卻在那裏單打一；在同學眼中，他是一個不合群的怪人。但他並不害怕這位和顏悅色的夫子，相反還十分敬畏和喜歡他，隻是以其自己獨特的方式罷了，盡管有些特立獨行。
自從王羊住進縣衙後，一般都在後花園裏練劍，今天他看到夫子在河邊吟詩，便悄悄走近，手中的劍自然隨詩詞舞動起來。楊柳之下纖瘦的王羊舞劍自然灑脫、神態安祥，似有一團柔和的淡藍色光芒籠罩在其身上，渾身散發著一種獨特的氣質與清麗的風情。
程顥轉身望去時，王羊已舞到最後一招，恰到好處地舞出了他《春日偶成》中“偷閑學少年”的意境。程顥不禁脫口而出：“姑娘好劍法！”
王羊下意識地莞爾一笑，又慌亂的摸摸頭發，發現紮的很好。心裏說，夫子又怎知自己是女兒身呢？
“姑娘是否願意說些有關自己的身世呢？”程顥一邊輕言細語地說著，一邊在岸邊席地而坐。
“夫子，弟子這番有禮了！弟子原名朱煒，家母乃巾幗英雄花木蘭本家，家住黃州府黃陂縣。母親因病而逝，家庭發生一些變故，又無法忍受繼母的嗬斥，便出走。兒時便跟家母學過些武藝，在江湖上闖蕩也不曾吃虧。在黃陂老家到處傳說著夫子學識淵博的故事，並稱聽汝講課如同在春風中沐浴。因此我便更名王羊，意為亡羊補牢，立誌發奮讀書。先君花木蘭女扮男裝代父從軍，我因此效法到書院求學，卻不料露出破綻，願聽任夫子發落！”王羊深深地向程顥鞠了一躬。
“你今天能把心裏話與先生一吐為快，我感到十分高興！從今以後，我會讓夫人特別關照你的起居！”
後來，程顥身邊的這兩位嫡傳弟子朱煒與張格致，正是在他的言傳身教下，一舉雙雙金榜題名。
不久，一位姓郝的少年，也慕名從太原來到了晉城古書院，拜程顥為師。若幹年後，郝姓少年的後人來到晉城，為“明道祠”寫了一篇著名的《宋兩先生祠堂記》。一時間在三晉大地傳為美談。
在古書院初見成效後，程顥又在今晉城市區的古礦門樓西側、驛後小學創建了兩所書院。同時，程顥還特地作出規定：書院不列於裏甲管理。
所謂裏甲製度，是中國古代長期推行的基層組織形式。它的主要職責，就是幫助官府征收稅賦。而古書院並不在這種形式的管理之內，而且不出徭役。至少說明，晉城古書院長期以來，得到了官方得尊崇和認可。
清代《晉城縣誌》清楚地記載了這樣一段話：古書院在清代以前，向來不列於裏甲管理，不出徭役，“以大祲役之後，管有地糧”。這段很簡短的話表明了兩點意思：第一，古書院在明清時期，包括書院村、書院前村、後圪塔三處。第二，古書院在明清時期，不在裏甲製度管理之內。
程顥任滿離開晉城、被朝廷任命為宗正寺丞後，古書院相繼更名為“宗程書院”、“崇正書院”、“明道書院”、“南書院”，澤州一帶還立有許多“程子祠”。
程顥的古書院實行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為朝廷輸送了一批精英。自宋熙寧至元豐年間，晉城取得了“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二程集》p632）的驕人成績。
同時，書院教育的快出人才，既激發了優秀學子的學習熱情，也促進了晉城鄉學的蓬勃發展，形成家家戶戶爭相送子弟讀書的良好風氣。北宋著名詩人黃庭堅的叔父黃夷仲聽到傳聞後，專程到晉城一帶進行實地考察。當他一睹晉城濃厚的讀書風氣和人才輩出的景象後，不禁欣然命筆，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敘事詩《行縣詩》：
河東人物氣勁豪，澤州學者如牛毛。
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也複挎弓刀。
去年較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賜袍。
今年兩科取進士，落釣連引十三熬。
邇來習俗益趨善，家家戶戶爭相高。
驅兒市上買書讀，寧使田間禾不薅。
我因行縣飽聞見，訪問終日忘勤勞。
太平父老知此否，語汝盛世今難遭。
欲令王民盡知教，先自鄉裏丞群髦。
古雲將相本無種，從今著意鞭兒曹。
程顥辦鄉學、興縣學、修書院，不僅促進了晉城教育的大發展，提高了鄉民的文化修養和倫理道德，境內出現了奸偽無所容，殘廢有人愛，疾老有所養的良好社會風尚。而且輻射的範圍廣，周圍各縣甚至到太原以北的大半個山西都受到其學風的影響；持續的時間長，宋代到金元年間，晉城乃至澤州，教育空前興盛，迅速進入一個人才輩出的文化黃金時代，除著名的大詞人郝經（郝天挺之孫）、元好問等入選百科全書式的大學者外，還走出了李俊民、武明甫、武天佑、武天和、趙安時、趙安榮、陳載等九位狀元、上百名進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陵川武氏一家竟然出了三位狀元、一位進士，被喻為“河東四鳳”，名揚華夏。到了明清時期，“郭峪山莊上下伏，舉人秀士二千五”的民諺，生動地說明了當時教學效果的盛況。而這一切，都與程顥在晉城大力興辦鄉學改革吏治、醇化民風、推行理學密不可分。清初著名政治家、學者、《康熙字典》的總裁官陳廷敬在《午亭文編》中寫道：“君子之風，得宋程明道先生遺教。”
如今，在幽靜的古書院，仍保存著明代天啟年間所立“古書院”石碣，古意盎然，其冰冷的字碑浸透出厚重的文化情懷；那被歲月風蝕的窗格上，還能清晰地看到當年的工匠們精細雕刻的巧奪天工的浮雕與壁畫；那挺拔的柱石，那平整的條石石級，無一不透露出人們對書院文化的景仰之情。
縣令辦書院，書院育縣令。
在清代順漢年間，古書院走出過一位縣令。這位縣令叫做馬麟友，順治辛卯科的舉人，後來到河南的鹿邑做了縣令。可惜這位馬縣令的身體實在是差勁，隻做了一年縣令，就告病回到了古書院。
不過，馬縣令一生可能做了兩件有意義的事情。第一件是他寫了一首《謁明道先生祠》：
“一代尊儒吏，古祠荒徑通。字應書賈相，碑自記文忠。野處牛毛細，和聲鶴唳空。登堂懷俎豆，誰與坐春風？”
第二件是在他的努力之下，於清順治辛醜年（即順治十八年，1661年），在古書院修建了明道祠，後被毀。接著，晉元彥於嘉慶戊午年（即嘉慶三年，1799年）集合村中其他成員重修程子祠，耗資頗豐，臨終時仍未峻工，其子繼承晉元彥遺訓，將程子祠修建完成。
時下，於1975年在古書院花園的舊址上修建的古書院小學校園內，有三通石刻。其中一通上書“宋晉城令程明道夫子之神位”。又一通嘉慶二十四年（1820年）所刻的石碑有“明道祠者，宋程明道先生講學地也。斯地舊無居人，因就教而遂家焉，故是村，特以古書院為名。”還有筆法剛勁有力，氣宇不凡的“竹韻書聲”、“鬆風水月”等石刻，以及保存完好的文昌閣。而建於清初的明清時代風格的四合院建築原來有4座，目前僅有1座保存完好。雖然這些建築保留了原始的明清建築風格，然而由於曆數百年曆史風霜，年久失修風采已逝，許多極具文物價值的木雕門窗殘缺破損，部分房屋麵臨坍塌的危險。
到了2005年8月，晉城市旅遊文物局有關專家認為，這座程顥親手創辦的宋代古書院距今已有930多年曆史，有著極高的文物價值，是宋代晉城文化鼎盛時期的代表建築，應當得到保護。同時，對於開發晉城旅遊、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有重要作用，對倡導現代社會尊重知識、尊重教育也有著重要意義。於是，晉城市人民政府發布通告，將與古書院相鄰的北環街正式更名為“書院街”。
同年12月3日，在鑼鼓鞭炮聲中，古書院小學校遷往企業家捐資興建的新校址。眼下，當地政府正在策劃擬將古書院建設成為“晉城市圖書館”或“晉城市藏書館”，使其具有講學、藏書和旅遊三大功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