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國不僅是中國曆史上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巔峰時代，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富裕、最發達的國家。舉凡農業、手工業、商業、國際貿易、城市發展、科學技術進步、生產工藝改進等等，無一不是最輝煌的時期。
不幸的是，帝國同時又以“積貧”、“積弱”著稱，形成令人相當無奈的局麵。宋英宗年間的宋王朝，已是搖搖欲墜，危機四伏：國內階級矛盾尖銳，“奸雄生心於內”，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外部民族矛盾激化，遼、金、西夏等強敵“乘隙於外”，不斷入侵中原；政府財政巨額虧空，“民無儲備”，經濟危機重重；社會風俗衰敗，人心不古……宋朝江山大有“土崩瓦解之勢”（程頤《上仁宗皇帝書》）。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疾病纏身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把這個亂攤子扔給了20歲的皇太子趙頊。宋神宗趙頊即位後，於1068年改為熙寧元年。
在改朝換代的1067年，36歲的程顥在晉城任期屆滿後，由於政績突出，他被調往京師，擔任主管天下文章與著作的官吏之助理——著作佐郎。這時，程顥的父親程珦調往漢州(今四川廣漢)履新，二程兄弟因此專程送父親前往就任。
二程陪父親遊成都時，在市場上見到一位篾箍匠人正在閱讀《周易》。出於好奇，他們便親自與之交談《周易》中的問題，對方竟對答如流。頓時，讓他們驚歎不已：成都的確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宋史·譙定傳》雲：
“程頤之父珦嚐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議致詰，而篾者先曰：‘若嚐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所省。翌日再過之，則去矣。”（《宋史》卷459，p13461頁，中華書局版）
又一天，漢州開元寺的主持宴請賓客，程珦及二程也應邀參加。剛剛開始敬酒，突然聽見一聲驚叫：“佛光出現了！”
頓時，在場的秩序大亂：有的湧向看熱鬧，有的害怕躲避，有的競相奔跑，相互踐踏，狼藉一片。
忽然，在場的官員和僧人發現，新任知州程珦一家人卻安坐在那裏巋然不動。於是，他們隻好強裝鎮定地陸續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程珦見到了火候，便一骨碌站起來，大聲對眾人說：“大家稍安勿躁，佛光是騙人的把戲，本官今天就是專為打擊騙子而來，請諸位放心大膽地對酒當歌便是！”
果然，秩序頃刻間便安定下來了。通過現場體驗，二程兄弟十分佩服父親鎮定自若地處理如此突發事件。
由於程顥剛剛到朝廷就任新職，不便久留，便讓程頤留在父親身邊，自己踏上了歸程。
程珦在知漢州期間，與程頤一道，致力於教育興州。
州學要發展，人才是關鍵。為此，程珦特地聘請聞名於仕林且賦閑在家的進士宇文之邵專司州學。
原來“熙寧初年議論新法，宇文之邵因上書神宗不報，官至太子中允時歸隱還鄉。然而，此時他年未四十，常自強於學，學者稱止止先生”（《宋史》卷四五八）。
程頤遵父命就興學之意義，首先撰寫了《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與《再書》。《河南程氏文集》（卷九）載：“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裏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
宇文之邵在程珦敦請之下，毅然出典了漢州州學，學子紛紛前來求學。《方輿勝覽》（卷五四）雲：“公(程珦)為郡(漢州)日，嚐以書曆請綿竹宇文之邵與學，士人從學者甚眾。”
與此同時，在隨侍漢州期間，程頤還代父親擬了考試州學士子的試題《為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首》(《河南程氏文集》卷八)，所問為治學之道、儒學經典要義和為政之方。表述了他們父子的政治信念。
再說程顥回到京師不久，即熙寧元年五月，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中年喪子，降臨到他頭上，他那聰明可愛、年僅4歲的兒子端愨，竟暴病早逝了。
盡管程顥非常悲傷，但他還要勸慰痛不欲生的夫人，他隻能強忍悲痛揮淚撰寫了《程邵公墓誌》（《二程集》P494），悼念愛子。南宋朱熹稱，這篇墓誌“全用周子《太極圖說》及《通書》中意。蓋理則粹純至善，而氣則雜揉不齊”（諸星杓《程子年譜.明道先生》）。
在治喪期間，程顥善於用其無死哪有生之天理觀點安慰家人節哀順變，他說：“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明道文集》）
隨後，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先後多次上疏，表達自己的治國觀點。其中在《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二程集》P448-450）中，提出了“朝廷當以厚禮延聘”有德之士，考選賢能，“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等主張。
再說雄心勃勃的青年皇帝趙頊，一心想勵精圖治，重振趙宋江山。
有一天，趙頊身穿英姿勃發的全副戎裝來看望皇太後，皇太後看到小皇帝英武挺拔的樣子，果然很喜歡。但是，卻告誡趙頊說：“你如果能夠永遠不貪軍功，那才是天下臣民的福分。”
這兩代人的不同表現，宿命般地預示了帝國未來的命運。
趙頊身著戎裝，的確表明了他對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對於國富兵強的渴望。不過，他眼下卻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
事情起因於朝廷將要舉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來，按照慣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後，皇上都要給文武百官賞賜銀兩與綢緞，表示皇家對群臣一年辛苦的犒賞。然而，趙頊接手的國庫已是空空如也，因此，他隻有不好意思地免去這筆賞賜。
麵對朝廷的日子難過，1068年年底,引發了王安石（字介甫）與司馬光（字君實）二人在神宗皇帝麵前的第一場唇槍舌戰。
當時，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已經先後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王安石第一次沒有推辭便接受了此項任命；而司馬光則是在皇帝下令不許推辭的情況下，無奈地接受任命的。
司馬光與王安石第一次同事是在群牧使包拯也就是包青天手下，擔任群牧司判官。有一次，群牧司衙門裏的牡丹花盛開，包公置酒賞花。司馬光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勸酒時，還是勉力喝了幾杯；王安石也不勝酒力，他不管包公如何勸，始終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沒有辦法。司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是一個十足的倔腦袋。
關於與司馬光之間的關係，王安石的說法是：與君實相處得既好，時日又久，隻是對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處理問題的方法也常常各異。司馬光的看法則悲觀得多：介甫待我曆來淡薄，我因為和他幾次同事的緣故，心裏難免總有些眷顧同僚情分。
這次在朝堂上的爭論，雙方為著各自的理念使出渾身解數，你一言，我一語，針鋒相對。王安石首先進言：“啟奏陛下，造成國庫虧空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善於理財的人。”
司馬光奮起反對：“皇上，王大人之所謂善於理財者，隻不過是巧立名目，在百姓頭上增加捐稅而已。”
“不然。善於理財者，可以不增加捐稅卻使國庫充盈。”
“天下哪裏有這個道理？天地所生的錢財萬物，不在民，就在官。設法從老百姓那裏巧取豪奪，比增加捐稅還壞。這實際上就是當年桑弘羊之流蒙騙漢武帝的那套說辭。”
“此言差矣！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當朝變法必須借鑒前人的經驗，而今世道變了，有聖上明君，有群臣群策群力，尤其是你司馬大人的監督，難道今日變法會重蹈桑弘羊之覆轍嗎？”
“怎麼不會？當年桑弘羊不也是打著增加國庫收入來騙取漢武帝的信任嗎？他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國家壟斷性質的經營活動，將鑄錢、冶鐵、製鹽、賣酒等最賺錢的行業全部收歸國有，實行專賣；甚至一度準備將河湖塘灣與海洋中捕魚撈蝦也實行國家專賣。由於立即出現產量大跌，市價騰貴，而不得不放棄。然後，桑弘羊們實行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法指的是命各地將貢稅改為當地特產，以當地平均價格計價，官府則命其運輸到指定的其他地區，由官家高價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貢稅的利潤。而王大人這次變法，幾乎是全盤照搬桑弘羊的做法，就連名稱都沒變。其後果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