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丈夫能曲能伸。
程顥不論是從地方晉升到中央，還是從中央貶謫到地方工作。他都以一顆平常之心對待。
工作崗位變了，地位變了。但他有一點始終沒變——以天理來規範自己的行為，不改做人做官的品質與脾性——正正派派做人，堂堂正正作官。
不僅如此，程顥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一旦王安石的“新學”成為官方哲學，其後果比他的變法更可怕。因為新學是在皇權的庇護下，通過定一國之策（新法），興一國之學，具有權威性與強製性；而王安石大權在握，又自以為是，一旦他罷黜百家，獨尊新學，形成體係，深入人心，將貽害無窮。
所以，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與信念，程顥嚐試著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與追隨他們的弟子們，以及一些誌同道合的簪纓縉紳一道，在基層開辟“第二戰場”——在理學的研究、傳播與推廣方麵作一些頗具開拓性的工作，為從理論上推翻“新學”作一些基礎性的工作。
這邊磨刀霍霍，厲兵秣馬，那邊也摩拳擦掌，揚眉劍出鞘。
熙寧六年（1073年）春，王安石在國子監內設立修撰經義所，首先將新學塞進太學教科書。通過修訂太學生的教科書，係統地對太學生灌輸“新學”思想，讓其從思想上認同變法的合理性，統一他們的思想道德，作為鞏固“變法”的理論基礎。以培養富有全新改革精神所需的治國人才。
其實，為修訂教科書，王安石與愛子王雱及新黨精英們籌備了數年，從幾十種儒家經典裏選出了最早的詩歌總集《毛詩》、記載周王朝重要曆史文件和重大曆史事跡的《尚書》和記載周朝政治製度的《周禮》三經為載體，擬按新黨思想為其作出新的解釋，修成“新學”教材——《三經新義》——《新經毛詩義》、《新經尚書義》、《新經周禮義》。
《三經新義》方案形成後，由王安石正式向皇帝提出，得到了趙頊的支持，趙頊立即下詔設置經義所，專修《詩》、《書》、《周禮》三經義，並命由王安石領銜修撰。王安石擬定了由新學得力幹將呂惠卿、王雱作為第一修撰人選的方案。
可是，反對派卻不答應。為此，新黨與舊黨展開了一場新的角力。
因為新學的反對者、三朝元老、樞密使文彥博擔心，一旦王氏獨家修撰，此後朝廷選拔出的官員全是讀著《三經新義》成長起來的新黨新人，新黨勢力勢必一統天下。於是，文彥博立即與樞密副使吳充商議，請他與自己一同舉薦程顥入經義所參與《三經新義》的修撰，讓程顥與呂惠卿、王雱分庭抗禮。
這位吳充，本來就不讚成新黨的主張，更因兒子之事與王安石近乎決裂，因此他與文彥博一拍即合，聯名上書，奏請皇帝趙頊令程顥作為修撰《三經新義》的重要人選。王雱得知後，馬上與呂惠卿分別上書，竭力阻止趙頊采納文、吳二人的提議。
神宗趙頊收到雙方的奏折後，尤其是被譽為“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的老臣文彥博的陳情，不免使神宗想起了與程顥相處的日子，恨不得立刻見到程顥。
王雱偵得神宗頓起戀舊情結後，立即與親信采取輪番上陣的方式，屢次進宮麵聖勸諫。
有一次，王雱激動地說道：“聖上，程顥是個恪守道學的俗儒，隻會死讀書，以前隻看司馬光眼色行事，全沒自己的主見。讓他入經義局，他必緊咬‘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些死條文，來阻礙新義的修撰，若是如此，新義不如不修！”
作為政治家，趙頊有意在國家重要機構裏同時安排新、舊黨人一同任職的習慣，雖然他個人很信任王安石，也大力支持和推行變法的實施，但總有意無意地在重要機構裏留給舊黨官員一席之地，保持一種微妙的平衡。
曾幾何時，極力反對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三朝元老文彥博對神宗說：“祖宗法製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熙寧五年(1072年),文彥博又公開反對王安石頒布實施市易司差官監賣果實,認為“損國體，斂民怨”，說華州山崩是天意不讚成變法的表示等。但神宗不僅沒有將其開革，而且拜其為司空，尋加司徒。直至熙寧六年,文彥博執意“不相與謀”，才以守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陽（孟州,今河南孟縣南）。到了元豐三年（1080年），又拜其為太尉。直到文彥博請辭告老還鄉，神宗才加封太師讓其安居洛陽。
此次，文彥博提到現將起用程顥，趙頊覺得言之有理。因為他極為欣賞程顥的學問與為人，的確是修撰經義的合適人選。所以這次設置經義所，神宗頗想采納文彥博和吳充的建議將程顥安置進去。
王雱見狀更是急不可耐，有一次上朝竟長跪不起，甚至不惜以辭職相諫：“稟奏陛下，臣所理解的三經與程顥理解的義理有天淵之別。若陛下堅持讓程顥入經義所，臣惟有請陛下準許臣退出新義修撰工作。”
趙頊見王雱態度如此堅決，且無休止地糾纏不放，生怕傷了他老子王安石的和氣，隻好無奈地應允了王雱要求，取消了程顥入經義所的計劃。
與此同時，王安石欲將科舉革除，一意興學，奏請神宗飭令興學專題會議。蘇軾毅然站出來反對說：“仁宗立學，徒存虛名，科舉未嚐無才，不必變更。”
神宗頗以為然。王安石則以科法尚未完善為由，決意要興學。於是，經輔臣互為調停，推行以經義論策取士，廢止以詩賦、帖經、墨義等開科取士內容。後來更立太學生“三舍法”，注重經學。並以其《三經新義》，注釋《詩》、《書》、《周禮》，頒行學官，無論學校科舉，隻準用王氏《新義》，所有先儒傳注，一律廢置。
蘇軾見王安石如此專斷，甚覺不平，遂借試進士發策、擬題命試之機，擬了這樣一個題目：“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代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以此譏諷王安石新學。
王安石因此挾嫌生釁，奏請神宗調蘇軾為開封府推官。蘇軾決斷精敏，聲聞益著，再次上疏指斥新法：“……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事關重大，用敢直言，伏乞陛下裁察！”
此疏一上，王安石更是惱羞成怒，便指使禦史謝景溫妄奏軾罪，窮治無所得，方才寢議。蘇軾見自己的進諫未被采納，便乞請外調，他因此被改任杭州通判。時人以詩紀事曰：
蜀地挺生大小蘇，
才名卓絕冠皇都。
昭陵試策曾稱賞，
可奈時艱屈相儒。
東方不亮西方亮。
程顥雖然入經義所不成，但他發現，自唐以來，洛陽便是禮簪冠纓之族、鍾鳴鼎食之家的聚集之地。有詩為證：“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鏽，庭檜森旌旗，華堂洵金碧，疊觀凝煙霏，仿佛象宮禁，蕭條遠喧卑。”（《欒城集》卷七）
不僅如此，與二程一同反對王安石新學的領袖人物文彥博、呂公著、富弼、司馬光以及理學的另一位創始人物邵雍都在此居住。
程顥認為，這裏不僅權貴雲集，而且遠離京都，受到的幹擾少，是宣揚理學的理想之地。於是，他們兄弟與這些同命相憐、又誌同道合的名流，效法魏晉名士相互品題的形式，經常在一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這些名流彙集於此，儼如一個在野內閣，策謀計議，爭取士大夫，俟機而動。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當即此義。富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邵博聞見後錄》卷二四）。據邢恕追述，程顥“既不用於朝廷，……居洛幾十年，……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裏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伊洛淵源錄》卷二）。
隨著二程兄弟的聲望與日俱增，全國各地的學者紛至遝來。一撥撥的弟子自覺不自覺地形成了宣揚理學的“統一戰線”。
二程兄弟在洛陽講學始於熙寧五年（1072年），當時因其父程珦擔任管勾西京（洛陽）東郊之嵩山崇福宮，而崇福宮與嵩陽書院（今河南省登封市）毗鄰，院方獲悉後，特地邀請二程到嵩陽書院講學。
二程兄弟收到請柬後，覺得到嵩陽書院講學真可謂一舉數得。首先，書院有良好的學術氛圍，利於理學的傳播與推廣。因為該院始建於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初名嵩陽寺，曆史上曾為佛教、道教場所，後來為儒家獨占。隋煬帝大業年間（公元605－617年）列名為嵩陽觀，成為道教活動場所。唐高宗時，高宗兩訪潘師正，都以嵩陽觀為行宮。五代後唐清泰時，進士龐士曾在嵩陽觀聚眾講學，後周時改為太乙書院，成為儒學活動中心，宋初又更名為太室書院，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重修太室書時賜名嵩陽書院，並設院長掌理院務。其次，自己應邀講學名正言順，可解除為講學場地發愁之憂。此外，附近的中嶽嵩山，佛、道、儒文物遺跡豐富，在方圓7公裏的範圍內，相繼產生了禪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的少林寺，中原地區中最大的道教聖地中嶽廟，再加上宋代四大書院之一的嵩陽書院等馳名中外的佛、道、儒文化的代表，這在中國的名山之中獨一無二，形成了一道“三教薈萃”的獨特風景。所以，二程兄弟欣然應邀講學。
果然，二程至此講學不脛而走，洛陽乃至京師的儒生紛紛慕名前來拜師求學，一時間聚生徒數百人，使書院名聲大振，一躍成為北宋四大書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