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二程兄弟對邵雍對這位“風流人豪”有時大放厥詞，竟然藐視聖人，妄自尊大，問諸天地等，曾大為不滿。程顥批評他“無禮不恭極甚”。程頤說他“侮玩天理”。但他們仍把他的“象數”之學作為道學的一個流派看待，對他通過“象數”來講萬物之理，最後歸結為理，表示稱道。對他清明、超邁、純粹的道德品性和為人處世也是非常欽佩的。稱讚他為人寬懷大度，智勇斷事，善於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程顥在為邵子所撰墓誌銘中說：“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貿，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群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何如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竊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嚐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河南程氏文集》卷四）
圈內的人都知道，邵雍還有一種特異功能。他的頗多“神跡”被江湖術士描繪成一個前知五百年、後知三百載的人物。
那是在王安石、呂惠卿入朝主政前夕，邵雍佇立在天津橋上，偶然聽到杜鵑鳴啼，其聲哀婉，愀然不樂。於是，他特意夜觀天象，終於發現奧秘，當即預言：“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果然，王安石主政後，真的被他言中，國家從此步入多事之秋了！又如，在他彌留之際，大家聚集外室議論其葬事，處於距離頗遠的內寢的邵子卻仍得知所議不合己意，他對在床頭侍候的子女說，告訴好友們改弦更張，大家隻好依其意治喪，這很有些類似佛家的“天耳通”功能。清初史學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是這樣解釋邵雍的“神跡”的，他說：“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術數比。”（《宋元學案》卷九《百源學案上》）
邵雍與人相處，無論貴賤少長，都非常誠懇，平易隨和；有人向他請教問題，更是有問必答，而且從不把自己的見解強加於人。據史書上說，當時賢明的人都折服他的德行，經常相互勸誡說：可不要做不善的事情，恐怕邵先生知道……
他67歲在洛陽仙逝時，皇帝諡其為“康節”，意思是說他“溫良好善，能固所守”。邵雍被後人稱為邵子，和孔聖人一起被供奉在孔廟裏。
北宋理學諸子周、張、邵、二程，可謂同時並起。他們的學術大多出自其本身對儒家經典的體悟，他們的著述和授徒等學術活動創立了理學。
黃百家在《宋元學案》中，以神秘的天命觀解釋這一現象道：“宋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占啟文明之運、逮後景德四年、慶曆三年複兩聚，而周子、二程子生於其間。”（《宋元學案》卷十三《明道學案上》）“周、（二）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百源學案上》卷九）
所謂“五星聚奎”，即太陽係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聚於二十八宿之一的奎宿。古代星學家認為，五星代表五德（仁、義、禮、智、信），故“五星聚奎”或“五星聯珠”乃文明昌盛之象。（《開元石經》卷十九）在今天，依我們看來，理學的興起是中華學術、思想，尤其是儒學，長期發展的必然產物。它與慶曆以來儒家義理之學的興起亦有密切聯係。
二程兄弟與邵雍還認為，宇宙人生的真諦並非純粹的名言所能表達，而詩歌能夠表現人類心靈深處與環境世界接觸相感時的波動，因此許多哲人和詩人認為哲學的最高境界就是詩。北宋中期，詩歌與哲學開始了加速度的融合過程。就理學家而言，不少人依賴感性直觀來闡述抽象的哲思，將吟詩作為講學的補充，由此形成了理學詩派。邵雍堪稱理學詩派的開山祖師。他的哲理詩所包含的統攝萬物、賦予萬物以靈性的宇宙意識和寄寓社會理想的人文情懷，也是構成高深藝術境界的重要元素。其詩作在南宋被稱為“邵康節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程顥也是理學詩派的主要人物之一，前麵我們已經從他的《春日偶成》欣賞了他的“樂”，他的那首收入《明道文集》卷一的《秋日偶成》，又可體味到他哲理詩的另一番韻味：“萬物靜觀皆自得”，“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不僅如此，他對邵雍的詩亦多有稱讚。他在《邵康節先生雍墓誌銘》稱“雍有《擊壤集》（亦稱《伊川擊壤集》），含古風、律詩二千篇”(《郡齋讀書誌》卷十九署作《擊壤集》二十卷)。邵雍所作的《安樂吟》，就曾收錄於《伊川擊壤集》卷十四。詩雲：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俟。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翔而後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
……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
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評邵雍通過吟詩作賦過分賣弄其樂。但程顥從來沒有這樣批評過他，邵雍對這些非議也不以為然，他在《首尾吟》說：“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道時。”其實，我們從他的詩中可找到中國的浪漫主義(風流)與中國的古典主義(名教)的最好結合。理學也正是有包括以詩歌在內的多種表現形式，才豐富多彩，才流傳久遠。其中，南宋理學大師朱熹及其門下，就是把《伊川擊壤集》的詩歌當作哲學來解讀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