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熙寧年間的政局，如同魔術師玩魔術一樣，瞬息萬變。
本來，王安石與司馬光兩度同事，彼此敬重，相處“特友善”，他們和呂公著、韓維四人，曾一度被稱為“嘉祐四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卷11）。
可是，在王安石當權期間，司馬光為反對其變法，毅然站到他的對立麵，曾連續三次致信王安石，列舉其“侵官”、“生事”、“征利”、“拒諫”等種種行為，勸告他迷途知返。
麵對司馬光如此數落自己，王安石則在他那篇名傳千古的《答司馬諫議書》中，對司馬光一一給予了駁斥，在文章的結尾，他是這樣說的：
“人們習慣於得過且過的守舊之風已經不是一天了，做官的人又大多不為國家大事操心，以附和舊俗之見來討好眾人為美德。皇上卻想改變這種現狀，而我又不顧政敵的多少，竭盡全力地去幫助皇上抵製他們，那麼，眾人怎麼會不大吵大鬧呢？過去商王盤庚遷都，群起怨恨的是老百姓，不僅是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並不因為有人怨恨的緣故，就改變他的計劃；他考慮理由正當，然後去做，他認為正確，看不出有值得悔改的地方。如果你責備我執政很久了，沒有能夠幫助皇上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以此造福人民，那我自知有罪了。但如果說今天應當什麼事也不必幹，隻是守著老規矩就行了，那就不是我所敢領教的了。”
王安石一味固執己見，對司馬光的諫言不屑一顧，導致二人在政治上徹底分道揚鑣了。
不僅如此，二人在個人友情上也因此破裂，司馬光發誓終身不再與之往來。不過，司馬光一直對王安石的文采持肯定態度，他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傳家集》卷63，《與呂晦叔第二簡》）王安石變法失敗罷相之後，也曾稱讚司馬光為“君子人也”（曾敏行《獨醒雜誌》卷4，轉引顧奎相：《司馬光》）。
這期間，神宗皇帝曾經準備任命司馬光為樞密副使，相當於主管全國軍事的第二把手。可是，司馬光卻站出來堅決反對，他直截了當地告訴神宗：除非皇上準備徹底放棄變法運動，或將王安石逐出權力中心，否則，自己不會考慮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級職位。這和王安石當年除非皇帝準備進行變法，否則拒絕出任朝廷高級職位的做法如出一轍。
兩位政治家，同殿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樣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卻完全相反。如此任性尚氣，實令人感慨萬端。
好在神宗趙頊認為司馬光也是一片忠心，沒有對他意氣用事。於是，司馬光在皇帝的寬容庇護下，躲到大宋帝國的西京洛陽去，專心致誌地從事《資治通鑒》的創作。這部曆時二十五年的巨著全部完成時，手稿裝滿兩個房間，成為中國曆史上惟有《史記》，才能夠與之比肩的最偉大的曆史著作。此時，他在反對派們中所起的作用，更多地表現為精神領袖方麵。
程顥對這兩位執拗公各走極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經過一番據理力爭後，還是無力回天，他隻好另辟蹊徑，從學術上正本清源。
從公元1069年到公元1085年，王安石及其追隨者所倡導的變法運動，盡管有皇帝的支持，前後推行了十七年。但他們也異常艱難，王安石本人也是幾起幾落，身心疲憊不堪。
在這場劍拔弩張的政潮中，神宗趙頊也嚐到了急功近利的苦果，以至於連繼承人未選定就病入膏肓。到了元豐八年（1085）二月，當趙頊病危時，一度出現了立嗣危機。
當時，有人企圖策立神宗二弟、雍王趙顥或四弟曹王趙頵。而副相章惇與以宰相王珪為首的宰執們一起決議，力舉擁立神宗長子、年僅10歲的延安郡王趙傭（後改名煦）為皇太子。
於是，由章惇將太子的名字寫在紙上，王珪拿給已不能說話的宋神宗看，經神宗點頭同意，才正式確定下來；進而又請神宗之母、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神宗也點頭同意。
這場由宰相、執政定策擁立哲宗的改朝換代，形勢相當嚴峻。當時，開封知府蔡京奉命率壯士持刀劍在皇宮外高度戒備，擬捕殺持異議者。而且事前也沒有和皇太後高氏、皇後向氏商議，高太後是在宰執們定策後才表示讚同的。
同年三月六日，神宗皇帝去世後，哲宗皇帝趙煦在內東門匆促地繼承了皇位，尊皇太後為太皇太後，尊皇後為皇太後，尊生母德妃為皇太妃，其實際權力完全落到太皇太後高氏的手裏。
麵對這一天賜良機，眾多的朝廷耆老、致仕大臣、失意貶臣們，幾乎把消除變法影響的改弦更張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反對派的精神領袖司馬光的身上。
可是，司馬光卻認為，高氏雖然不喜歡王安石的變法，但態度還不明朗。且此時朝中大權仍是王安石集團掌控，政局撲朔迷離，即使執政，也無異於接過燙手的山芋。
所以在皇帝去世後，司馬光以自己足疾為借口，自避鋒芒，獨自在洛陽獨樂園設靈堂祭奠，閉門謝客。三月八日，三朝元老文彥博親自前來拜訪，他竟以身體不適而拒人於千裏之外；三月十日，朝議大夫王尚榮、王慎言進獨樂園問疾，他又以頭昏目眩而謝絕會客……
就在反對派心急如焚的關鍵時刻，人們希望在洛陽講學的程顥，臨危受命，前去說服司馬光。
其實，司馬光與程顥父子是世交。
早年，程珦與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同屬洛陽“同甲會”（類似於“耆英會”）成員，並與司馬光交誼亦深；後來比司馬光年輕15歲的程顥，又與司馬光成了忘年之交。先後一起在嵩陽書院、伊皋書院講學，還一同侍候過兩代皇帝：英宗趙曙和神宗趙頊。
司馬光在創作《中庸解》時，於不盡融通之處，常暫付闕如以待程顥前來解答。一旦程顥前來拜訪，兩人舉茶論《中庸》，司馬光一語之問，程顥一語之答，即解其疑惑或深悟其妙。司馬光常常讚歎說：“伯淳之公直，光不如也。”
程顥也十分欣賞司馬光的為人處世與品行道德，二程與他在一起時，往往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司馬光的史學思想與二程的天理史觀基本相同，但程顥認為司馬光在學術思想上並沒有得到理學的真諦，也沒有形成自己的體係。他曾不客氣地說：“君實之能忠孝誠實，隻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二程集》p27）
居洛期間，司馬光還常常與二程兄弟討論他的巨著《資治通鑒》。
那天，司馬光特地與二程兄弟就曆史人物的功過是非交換看法，雙方都一吐為快。司馬光首先問程顥：“伯淳，吾修《資治通鑒》至盛唐，在評價帝王將相時，竊以為，應以他們對社會發展的貢獻大小為重。不知汝意下如何？”
“顥以為，當以禮儀名分製度為重，以維護‘三綱五常’的秩序！”程顥回答說。
“那麼正叔，汝是如何評說唐太宗李世民的呢？”
“不瞞先生說，竊以為，唐太宗乃軾兄篡位之不肖之徒，他亂三綱壞五常之舉，嚴重地悖離天理，罪孽深重！如此亂倫，影響很壞，此例洞開後，唐肅宗也如法炮製，貽害無窮。所以對此人宜抑而非揚也。”程頤毫不客氣地回答道。
“此言差矣，唐太宗正是順應了曆史的潮流，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為建立強大繁榮的唐帝國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有目共睹！而太子李建成乃碌碌無能、無所作為之輩，理應遭到曆史的淘汰。兩相比較，李世民順天意，得民意，繼承皇位乃曆史使然。”
“恕我也不敢苟同先生的觀點。”程顥也表態說。
“那麼你們又是如何評介魏征其人的呢？”司馬光接著說。
“此人罪應當誅！”程頤幹脆利索地搶答道。
“這是為何？”司馬光又問。
“因為他先事太子李建成，後又事李世民，如此反複無常、不忠不義之徒，難道不該誅滅麼？”程頤反問道。
“不然！魏征正是忠義的化身。他事李建成時，建議其早除秦王，這是他對主子的忠誠；李世民當國後，他將自己當初的建議和盤托出，非但沒有惹禍上身，反而得到重用，他親身體驗到李世民的確是一代明君，所以他對其披肝瀝膽，為社稷鞠躬盡瘁，為民請命，豈能獲罪！”司馬光將自己的觀點作進一步說明。
“非也！那是後世人以其功掩其罪，如此顛倒是非，完全應矯枉過正！”程頤說。
“至於易主之事，曆史上也不勝枚舉。名垂千古的一代賢相管仲不也是先事子糾、後事小白的嗎？”司馬光引經據典地回答道。
“先生，魏征豈能與管仲相提並論？二者情形天壤之別，不可類比！……”(《二程集》p19)最後，還是程顥收場，司馬光這才轉移話題。
麵對司馬光在家閉門謝客，反對派大老將說服司馬光進京吊唁的重任交給了司馬光的世交程顥。程顥不負重托，於三月十七日毅然走進了獨樂園，叩開了釣魚庵的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