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時在傳道授業的同時，還效法程顥的哲理詩筆法，在武夷山吟詠了《遊武夷》、《武夷紀遊》等詩篇。其代表作長詩《遊武夷》淋漓盡致地描寫了武夷山水的神奇、傳說的詭譎，並敘述了歸隱武夷的經曆，還巧妙地深寓著理學的玄機。長詩是這樣開始的：
函關崎嶇走秦鹿，天下共逐爭群雄。
扶雲翻空折鼇足，黔黎竄伏如寒蛩。
武夷山深水清泚，避世合有高人蹤。
長詩從秦末群雄角逐中原，高人雅士避禍武夷等虛構情節談起，然後逐步展現這座名山擁有的新特景觀：九曲清溪，亭亭玉女，玄妙的道觀，清徹的井泉盡在他筆下——
龍泓東注海波湧，玉女翠擁秋雲鬆。
赤霄真骨寫虛壁，通泉凡筆慚非工。
楊時對武夷簡直入迷了，他對山中特有的景觀、經過了3000餘年風雨侵襲依然無恙的百餘具架壑船棺，加以重筆渲染：
藏舟浮梁跨絕壑，隱見似與天河通。
當時雞犬不複見，空岩依舊煙霞籠。
不僅如此，曆代學者還將楊時的接力棒代代相傳。創建於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的無錫東林書院，正是楊時長期在此傳播理學，使之成為著名書院。他在東林講學前後達十八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學者。他不僅是問學的直接開創者，而且對南宋理學的其他派別也有很大影向，故而後世理學家稱其為“南渡大師”。
到了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曾任吏部考功主事、員外郎、文選司郎中等職，後因“忤帝意”被削職返鄉的明代無錫“東林八君子”中的領銜人物顧憲成，發起修複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定期在此講學和集會。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
顧憲成才華橫溢，與其弟允成皆主程朱之學，各地學者、名士紛紛慕名赴會，一部分在職官吏如趙南星等也“遙相呼應”，“東林黨”由此得名，顧憲成也成為東林黨領袖之一。
明熹宗時，閹黨專政，宦官魏忠賢借機打擊東林黨。天啟六年，東林書院被拆毀，不少東林黨人也遭到迫害。明崇禎二年，皇帝下令為東林黨人恢複名譽，並詔修東林書院。顧憲成著有《小心齋劄記》、《涇皋藏稿》等，後編成《顧端文公遺書》共16種。他在城區東林書院講學時所作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心懷遠大抱負之名聯，被廣為傳誦，成為許多學人、誌士的共同心聲和座右銘。
宋室南遷後，文化中心也隨之南移，二程的弟子將洛學流傳推廣到南方。其中對正宗洛學南傳起重要作用的就是楊時。楊時在武夷山與寓居武夷山麓五夫裏的胡安國及其子侄胡寧、胡寅、胡宏、胡憲，以及劉勉之等名賢切磋學問,交往甚密,並經常相邀遊覽武夷山。他們切磋學問之餘，經常相邀遊覽武夷山。
他是這樣描繪舟遊九曲的情景的：
我來秋杪月既望，尚有幽菊埋榛叢。
天容洗淨雨初霽，雲幔四卷清無風。
掀篷進棹窮異境，注目想見流殘紅。
舟遊尚未愜意，索性杖履作聖山遊，此時適逢北宋朝廷遣使在武夷山衝佑觀投送“金龍玉簡”，藉以祈求國富民強。楊時睹此盛況，又聯係到傳說中仙凡共樂的幔亭盛會，心中深感未被朝廷所重用，辜負了自己的才學，不禁獨自嗟老歎病，歸隱武夷之念油然而生。他寫道：
回舡杖履躡幽徑，鬆竹窈窕環琳宮。
翠琬溫辭耀華袞，金榜大字纏蛟龍。
自憐病骨掛塵網，幔亭高會何由逢。
解衣歸臥釣磯畔，仰看明月穿疏蓬。
這是一幅絕妙的楊時歸隱圖。
作為二程高足，楊時則將《中庸》著意標出，認為“《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龜山文集·中庸義序》）《龜山先生年譜》載：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餘以為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
楊時對自己所撰的《中庸義》也非常看重，認為是他推進洛學的重要工作，他在《中庸義序》中講：“追述（二程）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以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
楊時以為，從一己之修身，到治國平天下，都有規則可循，“而皆以誠意為主”。（《宋元學案·龜山學案》）因此，所謂格物在反身而誠，是在誠意。楊時強調：“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同上）
楊時逝世後，他的弟子與學者紛紛以不同形式悼念一代理學大師。與他同代的學者謝應芬在一首紀念他的詩中說：“卓彼文靖公，早立程門雪。”後人就用“程門立雪”這個成語典故，來讚揚那些為求學師門，誠心專誌，尊師重道的學子。
楊時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培養了一代南宋理學家、教育家、學界稱之為白水先生的劉勉之和羅從彥（字仲素）。
劉勉之以鄉貢入太學時，蔡京禁元祐書，伊洛之學不傳。劉與鄉人胡憲秘藏和傳抄程氏之書，並潛心研讀，後辭離太學，拜理學家楊時為師，築草堂於故鄉崇安五夫裏讀書吟詩,耕耘自給,淡泊功名,與胡憲、劉子翬講學論道、研究理學,講學武夷山中,各地學者接踵而至。
羅從彥的弟子朱鬆臨終時，囑咐兒子朱熹拜好友劉勉之、胡憲、劉子翬為師。劉勉之著有代表作《草堂文集》等，他不僅傾心教育朱熹，並以女妻之。
朱熹19歲中進士，24歲赴泉州同安任主簿時，路過南平，拜訪了其父生前好友、羅從彥之弟子、學者、理學家、教育家李侗。初出茅廬的朱熹竟大講自己有關佛學的心得體會，以炫耀自己近十年來出入老佛的全部成績和感受。但李侗對他“懸空理會”的“無限道理”並不稱許，勸朱熹好好看儒學的聖賢書，說是“道亦無幽妙，隻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當時，朱熹“心疑而不服”，但思想上已經開始有了轉變。
從紹興二十三年(1153)到紹興三十二年,朱熹曾4次到劍浦拜訪李侗，登門求教。李侗也曾於隆慶元年(1163)兩度到崇安五夫裏紫陽樓看望朱熹。朱熹因此在思想上實現了從主“悟”到主“靜”，而後主“敬”的轉變，並逐漸構建起理學的思想體係。
正是朱熹以二程學說為本，兼取諸家之長，最終集理學之大成，完成了對舊儒學的改造。
這樣，自二程到朱熹經過眾多弟子的傳播和發揮，終於形成了一套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的新儒學思想體係，被稱為“程朱理學”。
南宋寧宗末年，統治者開始尊崇理學，程朱理學取得正統官學地位，成為取代漢以來傳統舊儒學而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理學中的“心學”一派，如“陸王心學”，基本上導源於程顥的主觀唯心論思想。自北宋至清末，理學在中國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占據統治地位達700餘年，這都和二程有著直接的聯係。《龜山學案》中是這樣評價程顥說楊時“道南”的：
“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光大，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讖也。”
不僅如此，楊時的名聲還遠播海外，宋宣和年間，傅國華出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蔡京為收買人心，特薦其為邇英殿說書。金兵包圍汴京時，楊時任國子監祭酒，儼然已為學術泰鬥。
此外，在理學南傳方麵，17歲入太學就受二程洛學影響的二程門人胡安國（1074一1138年，諡文定）的貢獻亦很突出，學者全祖望稱：“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於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宋元學案》卷三十四《武夷學案序錄》）清代學者在考察經學史時說：“言《春秋》者莫眾於宋人。”而在宋代《春秋》學中，又以《胡（安國）傳》最為符合理學準則，故元、明、清三代科舉考試皆以之為本。《春秋傳》是胡安國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其特點是繼承自孟子至孫複、程頤的儒學傳統，力倡“《春秋》大義”，強調儒家綱常禮教，突出“尊王攘夷”的正統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