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皋書院更名為伊川書院是元代延祐年間。
那是元代大德九年，駐鳴皋鎮總兵克烈士希“讀先生《遺書》有得”，自籌資金，募工鳩役，連續十年在伊皋書院舊址修建大成殿、立禮殿、講書堂、九賢祠、藏書樓等建築百餘間，後其子慕顏鐵木繼承父親遺誌，複建稽古閣，大量藏書。延祐三年上報朝廷，上嘉其誠，敕賜匾額為“伊川書院”。遂聘名儒，招生徒，講詩書，書院得以中興。元仁宗曾詔封程頤嫡傳十六世孫為“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在程村（今嵩縣境內）立祠、建牌坊，上書“聖旨”，下寫“兩程故裏”。清康熙十八年，嵩縣知縣徐士納又親自督建兩程祠。乾隆年間，又相繼重修書院，興學育人，培養了不少人才，名列伊洛名儒者有蔣耀祖、李南華、姬瀚、李賢書等。
到了近現代，理學作為官學雖早已成為曆史，但在長時期崇尚理學的背景下所形成的各種禮儀、規製，大都沿襲下來，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一部分。如有關生育、嫁娶、喪葬等方麵的鄉風民俗，不少仍是《朱子家禮》之製。其他如現在所說的“天理難容”、“理該如此”、“理所當然”等，其實都是理學的影響或造就。所有這些，若追根求源的話，就不能不追到二程，追到傳播其學說的伊川書院。
由於年代久遠和歲月風雨的侵蝕，到本世紀初，伊川書院建築僅存大成殿和東西廂房而且破爛不堪。
伊川書院雖然被圍在伊川縣第四高中校園內，但昔日的氣勢猶存。院內現存大成殿、東西廂房共十餘間，院中有一棵四人合抱的古柏，因它為程頤在此講學時親植，故又名“程柏”或“宋柏”。
古柏下存曆代重修碑數通，其中最為珍貴的應算由元仁宗撰寫碑額的“敕賜伊川書院碑”。其碑文係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頫手跡，字體端莊秀麗、落落大方，堪稱書法藝術之珍品，它已成為研究我國古代書法藝術和書院教育的重要史料。1966年，該碑被紅衛兵砸碎，現雖修複，然碑文已殘缺。
近年，當地政府斥資對大成殿進行落架大修，之後逐步啟動對各大殿的恢複和再建。該工程在保持伊川書院原貌的基礎上，借鑒其他古典建築的藝術風格，修複建成後，不僅為研究古代書院教育，發展現代教育提供了借鑒，同時為洛陽市的文化旅遊增添了一處新的景觀。
程頤生前雖然一直懷才不遇，但在他死後，他曾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一句話，竟成為束縛婦女的枷鎖。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程頤講這段話的直接原因，是由於侄媳的改嫁。《程氏外書》載：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婿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生(指程頤)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饋送，一皆謝遣。章來欲見其子(明道之孫)，先生(程頤)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在程頤看來，這個章某與程顥之子同為王家的女婿，程顥之子死後，章某納其妻為妾，這的確丟了程家的臉麵。程頤對此耿耿於懷，既不滿侄媳再嫁，更視章某為“罪人”。因而便以“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抒發自己心中的怨氣。
當然，程頤說這話，也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有感而發之論。在北宋，由於各種原因，立國不久即成貧弱之局。朝廷對外一味妥協退讓，整個社會物欲肆虐，連維係傳統精神命脈的文人士大夫也大多隨波逐流。程頤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提倡名節，對於繼承民族傳統、振奮民族精神、改變社會風氣，無疑是大有必要的。是對傳統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思想觀念的承繼與弘揚。
可是，他的觀點在當時乃至整個宋代，並未產生多大影響。以對待女性的態度而言，與他同時的士大夫大都是寬容的。如他的好友司馬光主張女子可以讀書。王安石的兒媳婦，也都是“從二夫”而不諱的（參見錢鍾書《宋詩選注》36頁）。範仲淹在其所訂《義莊田約》中規定再嫁寡婦給予費用，他的兒子純祜早死，兒媳守寡，後來他的學生王陶死了妻子，他便把自己的兒媳嫁給了王陶。範仲淹的母親在他幼年時也是因為家貧而改嫁朱氏的。即使程頤自己，也並未盡遵所言：他的外甥女喪夫之後，他怕姐姐過度悲傷，就把外甥女接到家中，然後再嫁給他人(《近思錄》卷六)。
到了南宋，女子再嫁仍很普遍。大家都很熟悉的李清照改嫁於張汝舟、唐婉再嫁趙士誠，在當時並未引起非議。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也不歧視再嫁婦。孝宗年間有一婦人，先嫁單氏，生了一個兒子，後改嫁耿氏，又生了一個兒子。後來，兩個兒子都作了大官，此婦死後，兩個兒子因爭葬相持不下，最終由孝宗出麵為二人葬母(《西湖餘誌》)。
不過，由於朱熹的大力提倡，“理學”在南宋中後期的影響漸成，節義之說作為其中的重要內容，亦得到傳播。但直至宋終，程朱思想未能真正深入人心，也沒有占據統治地位。元代係蒙古族入主中原，由於民族習俗差異等原因，“貞節”之說當然不被重視。
程頤之“貞節”說，真正產生作用是明代。當時，程朱理學成為占據意識形態領域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整個社會對女性的封建教化也很重視，朝野先後編撰了《內訓》、《閨範》、《溫氏母訓》等用於女子教育，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強調女子“貞節”。
當時對女子貞節的主要要求是：保有童貞(處女貞)；重視婚後守節，不許亂交；反對寡婦再嫁；強調夫死為夫殉節。
由於統治集團的有力幹預和不斷灌輸，“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雖村農市兒，皆耳熟焉”(方苞《望溪全集》卷四)。此話成為束縛婦女的金科玉律，誰也不敢貿然觸犯。於是，“不幸夫亡，動以身殉。經者、刃者、鴆者、絕粒者數數見焉。……處子或未嫁而自殺、或不嫁而終身”(康熙《石埭縣誌》)。用斷發、割鼻、去臂、削耳等方式示節明誌的女子更是數不勝數。
到了清朝，一仍明製，強調貞節猶有過之。據不完全統計，同治以前，僅上海一地表彰的節烈婦女即達三千多人。對寡婦再嫁，則設置了種種障礙。例如“出嫁不出正門，花轎不許近宅，跣足蒙頭，跳火過缸，群兒鼓掌擲瓦”(同治《祁門縣誌》)等。嫁後還要終生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如若不嫁，則可獲得一定獎勵。基於這種考慮，不少家庭、特別是有關家庭的男人們，極力要求女子守節殉烈。
於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說，首起於程頤、再倡於朱熹，又完全契合封建禮教的精神，它的大行於世，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這樣的禮教思想和行為規範，對黃陂影響甚廣。具體表現在人們崇尚婦女守節。舊時黃陂鄉間多有貞節牌坊，以宣傳孝節婦女。明清縣誌鄭重其事地將節婦或作章節記載，或單獨成冊。清同治《黃陂縣誌》就有《列女誌》，其中收錄了好幾百名貞婦。如黃香妻王氏，年二十一，夫卒。無子，貧不能支，惟以女紅易饔饗，族黨哀之，欲令再適，即以死誓，眾莫能奪。苦節八十餘年。劉灌妻王氏，夫卒無子。與其妾侯氏撫一仆男為子，身為賣酒傭，形影相弔，俱以八十終。人稱為“一門雙節”。
該《列女誌》在前言中還寫道：“所天長逝，同穴為期，謝鉛粉於青年，對孤燈以白首，百年之更漏偏長，淒涼夜雨，一身之勤勞已極，憔悴晨炊。上事二人，婦職而代子職；下延一線，母儀而兼師儀。天地為之寒心，鬼神為之嗬護……”
寥寥數語，概括了節婦們的窮困和淒涼。既是宣揚封建禮教，也是對節婦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