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懷疑新詩，甚至懷疑“白話運用於文學”；他原是相信白話文學的人，現在他的懷疑，足以代表一部分曾經相信白話文學的人。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
直到今年四月，聞一多、徐誌摩諸先生出了一個《詩鐫》，打算重溫詩爐的冷火。他們顯然要提倡一種新趨勢；他們要“創造新的音韻，新的形式與格調”。這是《詩鐫》同人之一，劉夢葦先生《中國詩底昨今明》一文中的話。此文印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晨報·副刊》上，雖不在《詩鐫》時代，卻可以代表《詩鐫》的主張與工作。同文裏又述聞一多先生的意見，說“中國詩似乎已經上了正軌”。這是指他們一派的新韻律的詩而言。後來劉先生自己在《詩鐫》裏也說過同樣的話。所謂新韻律，一是用韻，二是每行字數均等，三是行間節拍調勻；他們取法於西洋詩的地方，比取法於舊詩詞的地方多。這種趨勢，在田漢、陸誌韋、徐誌摩諸先生的詩中，已經逐漸顯露，《詩鐫》隻是更明白地確定為共同的主張罷了。這種主張有它自己的價值，我想在後麵再論。《詩鐫》確是一枝突起的異軍，給我們詩壇不少的顏色！可惜隻出了十一期便中止。它的影響可並不大，雖然現在還存留著在一小部分人之中；這或因主張本難普遍，或因時日太短。總之，事實上，暫時熱鬧決不曾振起那一般的中衰之勢。我想《詩鐫》同人在這一點上必也感著寂寞的。有些悲觀的人或者將以為這是新詩的回光返照，新詩的末日大概不久就會到臨了，我還不能這樣想。我所以極願意試探一探新詩的運命，在這危疑震撼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現在所要的是有意思的發榮滋長，而不是一陣熱空氣；熱空氣的消失，在我們是無損的。一九一九年來新詩的興旺，一大部分也許靠著它的“時式”。一般做新詩的也許免不了多或少的“趨時”的意味；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譏，“新是作時髦解的！”——自然，這並不等於說，全沒有了解新詩的價值的人！但那熱空氣究竟是沒有多少東西，多少味兒的；所以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便有郭沫若先生出來主張“文藝上的節產”（《創造周報》十九號）。他雖非專論新詩，新詩自然占著重要的地位，在他的論旨裏。那裏麵引達文齊與歌德為例，說：
“偉大的是他們這種悠長的等待！他們等待是什麼？
在未從事創作之前等待的是靈感，在既從事創作之後等待的是經驗。……”
……“目前的世界為什麼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目前的中國，為什麼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家，沒有什麼偉大的作品？我們可以知道了。我們可以說就是早熟的母體太多了，早產的胎兒太多了的緣故。”
“等待吧！等待吧！青年文藝家喲！”
我們若相信他的話，那麼，現在一般人所嘲諷，所憂慮的“新詩的衰頹”，可以說不是“衰頹”，而正是他所要求的“節產”，雖然並不是有意的。“節產”總可樂觀；我們是在等待靈感與經驗——“自然的時期是不可不等待的”！為什麼甫經四年的冷落，便嗒然自失呢？我覺我們做事，太貪便宜，求速成，實是一病。政治革命，十五年“尚未成功”，現在我們是明白的了；文學革命，詩壇革命，也正是一樣，我們隻有努力向前，才能打出一片錦繡江山；何可回首欷，自短誌氣？
我們的希望太奢了，故覺得報酬太少了；然而平心而論，報酬果然太少麼？我且斷章取義地引成仿吾先生的話：
“在這樣短少的期間，我們原不能對於他（新文學）抱過分的希望。而且隻要我們循序漸進，不入迷途，我們的成功原可預計。……”（《新文學之使命》，《創造周報》二號，一九二三年五月）再看周啟明先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