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評家希望得見永久價值的作品，這原是當然的，但這種佳作是數年中難得一見的；現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豈不是過大的要求麼？”（《自己的園地》六四頁）這些話是很公平的。我們若以這兩種眼光來看新詩的發展，足可以減少我們的杞憂，鼓舞我們的勇氣。或許有人以為這種看法太樂天了，太廉價了。我們還可謹慎些說：我們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國”不“盡是砂磧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這是胡適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說的話；那時隻有他一個人在做“刷洗過的舊詩”，“真正白話詩”還不曾出世呢。現在是十年以後了；還隻說這樣話，想來總不算過分吧。十年來新詩壇的成績，雖不能使我們滿意，但究竟有了許多像樣的作品，這是我們可以承認的。單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愛》，完成的時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女神》，一九二五的《誌摩的詩》，出版的時期相隔四年；卻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見新詩壇雖確乎由熱鬧走向寂寞，而新詩的生命卻並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絕，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敵不過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蠟燭”，我們也當承認。這也不見得是新詩的致命傷，因為混亂隻是短時期的現象；而數年來的冷落，倒是一帖對症的良藥，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暫時的厭倦和新詩分量的減少，便斷定或憂慮它將短命而死的人，我覺得未免都是太早計！
若許我猜一猜新詩壇冷落的因果，我將大膽地說：生活的空虛是重要的原因。我想我們的生活裏，每天應該加進些新的東西。正如鍋爐裏每天須加進些新的煤一樣。太陽天天殷勤地照著我們，我們卻老是一成不變，懶懶地躲在運命給我們的方式中，任他東也好，西也好；這未免有些難為情吧！
但是，你瞧，我們中有幾個不跟著古人，外人，或並世的國人的腳跟討生活呢？有幾個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你說現在的新詩盡是歌詠自己，但是真能搔著自己的癢處的，能有幾人？自己先找不著，別人是要在自己裏找的，自然更是渺無音響！《詩》的二卷裏，葉聖陶先生有《詩的泉源》一文，說豐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詩，寫出不寫出，都無關係的。沒有豐富的生活而寫詩，憑你費多大氣力，也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豐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東西，找出些味兒，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兒裏，這世界在不經心的人眼裏，隻是“不過如此”；在找尋者的眼裏，便是無窮的寶藏，遠到一顆星，細到一根針。
現在作新詩的人，我們隻要約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數——十之九——是學生。其中確有少數是天才，而大多數呢？起初原也有些蘊藏著的靈感；但那隻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滅了；那隻是一泓無源之水，最容易涸竭的。解放啟發了他們靈感，同時給予他們自由，他們隻知道發揮那靈感，以取勝於一時，卻忘記了繼續找尋，更求佳境。是的，找尋是麻煩的，而他們又不願擱筆；於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們倚靠著他們的兩大護法：傳統與模仿。他們罵古典派，“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但他們自己不久也便墮入“花呀，鳥呀”，“血呀，淚呀”，“煩悶呀，愛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詩於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厭倦便開始了。更進一步，感傷之作大盛。傷春悲秋，滿是一套寬袍大袖的舊衣裳。說完了，隻覺“不過如此”，“古已有之”。
表麵上似乎開了一條新路，而實際上是道地的傳統精神。新詩到此，真是換湯不換藥，在可存可廢之間。自由的形式裏，塞以硬塊的情思，自然是“沒有東西，沒有味兒”！這時間有能創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躡腳跟的扯扌尋碎爛不可。如《女神》出後，一時昌言大愛者，風起雲湧；“一切的一切”等語調幾乎每日看見。朋友郢先生譏為鸚鵡學舌，實是確論。
論到形式，則創新者較多。雖然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談新詩》裏說：
“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裏脫胎出來的。”（《胡適文存》卷一，二三五頁）但後來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後來也改變了。因為做新詩的人，有許多是白手起家，與舊式詩、詞、曲極少交涉，他們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許多並且進一步，想獨創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