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鐫》中諸作，也正偏重在這一麵，這原是很可樂觀的。但空有形式無用；沒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裏，形式到底是不會活的。若說隻要形式講究便行，與從前“押韻便是”又何異呢？一般人看新詩，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與舊體詩、詞、曲不同；因此來了一種重大的誤會，以為新詩唯一的好處是容易。雖然像《詩鐫》中所主張的新形式，也並非容易；但《詩鐫》是後來的事，而影響又不大，不能以為論據。我想“新詩人”之多，“容易”總是一個大原因。其實新詩何嚐容易？《詩鐫》說的新形式不用說，便是所謂“自由詩”，又豈是隨隨便便寫得好的？本文篇首所舉兩例，正是責備一般作者將作詩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隻說“詩體大解放”，並不曾說容易；提倡白話文，雖有人說是容易作，但那隻是因時立說，並不是它的真價值。一般人先存了個容易的觀念，加以輕於嚐試的心思，於是粗製濫造，日出不窮。新詩自然愈來愈濫了。但這也是過渡時代不可免的現象。
這種現象，凡是愛護新詩的人，沒有不擔憂的，前麵所引郭沫若先生的話，想也是因此而發。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學之使命》裏說得更是明白：
“我們的作家大多數是學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學堂的程度，這固然可以為我們辯解，然而他們粗製濫造，毫不努力求精，卻恐無辯解之餘地。我們現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雖然報紙雜誌堂堂皇皇替他們登出來，可是在明眼人眼裏，隻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數還是論不到好醜。最厲害的有把人名錄來當做詩，把隨便兩句話當做詩的，那更不足道了。”
而鄭伯奇先生在《新文學之警鍾》（《創造周報》三十一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裏也說：
“現在文壇的收獲，太難令人滿意了；不僅不能滿意，並且使人不能不憂慮新文學的前途。且就詩說吧，這兩年來，流行所謂‘小詩’，其形式好像自來的絕句，小令，而沒有一點音調之美。至於內容，又非常簡陋，大都是唱幾句人生無常的單調，而又沒有悲切動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詩國中，不意乃有這種沉靡單簡的‘小詩’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聽說這流行是由翻譯泰戈爾和介紹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麼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論音調，後將再引）“所謂小詩”，如周啟明先生《論小詩》裏所說，“是指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這種小詩……其實隻是一種很普通的抒情詩，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我是讚成小詩的人，我相信《論小詩》中的話：
“如果我們‘懷著愛惜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複隨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覺之心’，想將他表現出來，那麼數行的小詩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見《自己的園地》五三頁）我引鄭先生的話，隻以見小詩也正同一般的新詩一樣，也流於濫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時候，我還覺得小詩比一般的新詩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觀念，更易長粗製濫造之風。論到小詩，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譯，雖然影響不小，但它們的影響，不幸隻在形式方麵，於詩思上並未有何補益。
而一般人“容易”的觀念，倒反得賴以助長。泰戈爾的翻譯，雖然兩方麵都有些影響，但所謂影響，不幸太厲害了，變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過的，況在小詩！這自然都是介紹者始意所不及的。這樣雙管齊下的流行，小詩期經兩年而卒中止；於是一般的新詩與小詩同歸於冷清清的，非複當年勝概。我不敢說新詩的冷落，是小詩為之；但這其間，我相信，不無有多少的關係。不然，何相挾以俱退藏於密呢？但小詩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獨特的好處。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詩一樣，仍要複興的。而且小詩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詩的初期，也有這一體，不過很少，而且尚無小詩之名罷了。如《女神》中的《鳴蟬》，《草兒》中的《風色》，都是極好的小詩，可見這一體決不是餘剩的了。
1927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