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新詩的氣象頗是黯淡。一年前我曾寫《新詩》一文。
上篇已刊在《一般》雜誌上；在那裏麵，我敘述新詩的曆史，並略說明暫時的冷落，未必即足製新詩的死命。下篇本定申說這後一層意見；但這要說到將來的事，而且近於立“保單”，未免使我為難。所以躊躇著，終於不曾下筆。
有一回和平伯談及，他說從前詩詞曲的遞變，都是跟著通行的樂曲走的。如絕句的歌唱有了泛聲，後人填以實字，便成為詞，就是一例。先有樂曲的改變，然後才有詩（廣義的）體的改變。至於王靜安先生《人間詞話》所說的“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故循而作他體”，還是第二因。平伯說將專寫一書論此事。他又說新詩的冷落，沒有樂曲的基礎，怕是致命傷。若不從這方麵著眼，這“冷落”許不是“暫時”的。
我想平伯的話不錯。但我很奇怪，皮黃代昆曲而興，為時已久，為什麼不曾給詩體以新的影響？若說俚鄙之詞，出於伶工之手，為文人所不屑道，那麼，詞曲的初期也正是一樣，何以會成為文學的正體呢？我不能想出一個滿意的解釋；或者皮黃文句太單調而幼稚，一班文人想不到它們有新體詩的資格吧？據我所記得的，隻有錢玄同先生，在從前的《新青年》裏，似乎說起過皮黃戲的文學價值；但不久他似乎又取消了自己的意見。他可也沒說皮黃可以成為新體詩。而從曆史的例子所昭示的，皮黃及近百年一般通行的樂曲，確乎應成為新體詩；若它們真如我所猜，沒有具備著這種資格，那麼，文學史上便將留下一段可惜的空白了。
皮黃既與新體詩無幹，因此論現在的新詩的，才都向歌謠裏尋找它的源頭。在近幾年裏，歌謠的研究，已“附庸蔚為大國”了。但歌謠的音樂太簡單，詞句也不免幼稚，拿它們做新詩的參考則可，拿它們做新詩的源頭，或模範，我以為是不夠的。說最初的詩就是歌謠，或說一切詩淵源於歌謠，是不錯的。但初期的詩直接出於歌謠，後來的便各有所因，歌謠隻是遠祖罷了。至於現在的新詩，初時大部分出於詞曲，《嚐試集》是最顯著的例子。以後的作者，則似乎受西洋影響的多。所謂西洋影響，內容方麵是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形式方麵是自由詩體。這新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不幸不久就已用完，重新換上風花雪月，傷春悲秋那些老調；隻剩自由詩體存留著。直到去年，聞一多、徐誌摩諸先生刊行《詩鐫》，才正式反對這自由詩體，而代以格律詩體，也是西洋貨色。此外，翻譯的日本的小詩，那灑脫的趣味與短小的詩形也給了不少的影響；但後來所存的，也隻有形式了。所以新詩徹頭徹尾受著外國的影響，與皮黃和歌謠同樣是“風馬牛不相及”。其後內容方麵雖複歸於老調，但也隻是舊來詩、詞、曲裏的東西，與皮黃和歌謠仍然無關的。
新詩之沒有樂曲的基礎，已是顯然。它是不是因此失了成立的根據？有人許要說，“是的”。但我想文學史的演進，到這一期，或者是呈著“突變”的狀態吧。它留下的一段空白，也許要讓新詩給填上。新詩即以形式論，無韻也好，有韻也好，自由體也好，格律體也好，總已給我們增出許多表現自己的方法。我們可以用它們表現舊來詩、詞、曲所不能表現的，複雜的現代生活；我們更希望用它們去創造我們的新生活。所以新詩也許不能打倒舊來一切詩、詞、曲，但它至少總該能占著與它們同等的地位：我直到現在是這樣相信著的。
可是，詩的樂曲的基礎，到底不容忽略過去；因為從曆史上說，從本質上說，詩與音樂的關係，實在太密切了。新詩若有了樂曲的基礎，必易入人，必能普及，而它本身的藝術上，也必得著不少的修正和幫助。
有人說，新詩（無論無韻，有韻，自由體，格律體）不便吟誦，也是冷落之一因。這或者是的。為什麼新詩不便吟誦？我想，或由於文句的組織，或由於韻的不協調，或由於不知如何吟誦，或竟由於不願吟誦之成見（新詩不能吟誦，不足吟誦，或不必吟誦之成見）。因前兩種緣故，才有人不顧胡適之先生“自然音節”說，而去試創新律，如田漢、陸誌韋、徐誌摩諸先生都是，平伯在詩的新律（《我們的七月》）一文中已述及。等到《詩鐫》出版，這新律運動便有了一定的標準，而且想造成風氣了。《詩鐫》裏頗有幾篇文說明這種新律，但我覺朱湘先生《誌摩的詩》一文（去年《小說月報》一月號）或者更具體些，雖然此文並非為解釋新律而作。這時候有一件事令人注意，便是朱先生讀詩會的提議；我可以說，這是從後兩種緣故而來的。他在《詩鐫》上寫了一篇小文，說明讀詩的重要，並定下日子與地方，請人去聽他讀自己的詩。屆期他“臨時回戲”，大家失望。但不久以後，我卻聽見他的誦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