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用舊戲裏醜角的某種道白的調子（我說不清這種調子什麼戲裏有）讀的；那是一種很爽脆的然而很短促的調子。他讀了自己的兩首詩，都用的這種調子。我想利用這種調子，或舊戲裏，大鼓書裏其他調子，倒都可行。隻是一件，若僅用一種調子去讀一切的新詩，怕總是不合式的。這讀新詩的事，實甚重要；即使沒有下文所要說的唱新詩那樣重要，也能增進一般人誦讀新詩的興味，與舊來的“吟誦”不同的興味，並改進新詩本身的藝術的。可惜後來雖還有人提及此事（見《現代評論》），而讀詩會始終沒有實現。自然，這也是一種藝術，不是人人能討好的。
現在我要說唱新詩。將新詩譜為樂曲，並實地去唱，據我所知，直到目下，還隻有趙元任先生一人。好幾年前，他的《國語留聲機片課本》中，便有了新詩的樂譜；我曾從那片子上，聽過鄭振鐸先生《我是少年》一首詩。前年北來至今，又三次聽到趙先生的自彈自唱，都是新詩。這三回的印象雖也還好，但似乎不像最近一次有特殊的力量。這回他在一個近千人的會場裏，唱了兩首新詩；彈琴的是另一個人。這或因他不用分心彈琴之故，或因樂曲之故，或因原詩之故：他唱的確乎是與往日不同。他唱的是劉半農先生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和徐誌摩先生的《海韻》。唱第一首裏“如何教我不想他”那疊句，他用了各不相同的調子；這樣，每一疊句便能與其上各句的情韻密合無間了。唱第二首裏寫海濤的句子，他便用洶洶湧湧的聲音，使人竦然動念；到了寫黃昏的句子，他的聲音卻又平靜下去，我們隻覺悄悄的，如晚風吹在臉上。這兩首詩，因了趙先生的一唱，在我們心裏增加了某種價值，是無疑的。散會後，有人和我說，“趙先生這回唱，增進新詩的價值不少”，這是不錯的。
我因此想到，我們得多有趙先生這樣的人，得多有這樣的樂譜與唱奏。這種新樂曲即使暫時不能像皮黃一般普及於民眾，但普及於新生社會和知識階級，是並不難的。那時新詩便有了音樂的基礎；它的價值也便可漸漸確定，成為文學的正體了。但是單有詩篇的唱奏，我想還不夠的；我們得有些白話的歌劇，好好地寫下來，好好地演起來，那是更有力的影響，也容易普及些——或竟能很快地普及於一般民眾，也未可知。說起白話的歌劇，我們極容易想起《葡萄仙子》；它已有了很大的勢力，在小學校裏和一部分知識階級的觀眾裏。
我慚愧還沒有讀過這個劇本；但在北平曾一見它的上演，覺得確是很好。不過一個歌劇，決不能撐持我們的局麵；況且《葡萄仙子》是兒童的歌劇，我們還得有我們自己的。這種歌劇的成功是可能的，《葡萄仙子》可以作證。
以上說的新詩的音樂化，實在是西洋音樂化（作曲的雖是中國人，但用的是西洋法子）。這是就實際情形立論；本來新詩大部分是西洋的影響，西洋音樂化，於它是很自然的。至於皮黃，本身雖不能成為新體詩，它的音樂，還有大鼓書的音樂（據我所知，大鼓書似有兩種唱法，——其細微的派別我可不管，也說不出——像白雲鵬，雖然是唱，實在可說是念白，與別人的不同。我上文論讀詩可利用大鼓調，便是指此，寫到這裏，我想大鼓書的文句似比皮黃繁複，它的本身也許可以變成新體詩，與現在的新詩同去填文學史上那股空白，固不僅音調可供我們的利用而已），是不是可以用來唱新詩或新的白話歌劇，我還不能說；我希望有人試一試——若有成績，就讓這皮黃音樂化或大鼓書音樂化，與那西洋音樂化並行不悖，也是很好的。
1927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