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萍郢火栗四君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著，沒有坐下閑想的工夫；心裏似乎什麼都有，又似乎什麼都沒有。
萍見麵時，常歎息於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於成為與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著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掌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著的北京，離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隻想找著“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那裏走呢？或者，那裏走呢！
我所徨的便是這個。
說“那裏走？”是還有路可走；隻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誌不同。立誌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隻是“浪漫”，與過去隻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隻是現在，內容豐富的隻是現在，值得拚命的隻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麼？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麼？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那裏走呢！
舊小說裏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那裏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
三個印象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後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紮，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麵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欲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夫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種都是PettyBourgeoisie的文學。一是說說閑話。二是寫人的愚癡；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隻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隻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讚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麵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麵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盡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麵；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嚐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