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京後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複地走了不知幾趟。
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嚐不是的——盡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隻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
時代與我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裏，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從另一麵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隻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嚐不可。在這三個步驟裏，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裏，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裏，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製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咒詛家庭，咒詛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麵，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評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隻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隻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麼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於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黨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隻剩了諷刺與詛咒。
“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盡量發泄，這樣擴大了自己。
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黨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
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的Cla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隻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讚成與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著的。
來的終於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於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著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著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麵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與炸彈和血與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麼些人，燒了那麼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