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的誕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這是近十年來這新時代的起頭——所以特別有著廣大長遠的勢力。直到兩三年前，社會革命的火焰漸漸燃燒起來，一般青年都預想著革命的趣味；這時候所有的是忙碌和緊張，欣賞的閑情，隻好暫時擱起。他們要的是實行的參考書；社會革命的書籍的流行，一時超過了文學；直到這時候，文學的風起雲湧的聲勢，才被蓋了下去。記得前年夏天在上海，《我們的六月》剛在亞東出版。郢有一天問我銷得如何？他接著說，現在怕沒有多少人要看這種東西了吧？這可見當時風氣的一斑了。但是很奇怪，在革命後的這一年間，文學卻不但沒有更加衰落下去，反像有了複興的樣子。隻看一看北新，開明等幾書店新出版的書籍目錄，你就知道我的話不是無稽之談。更奇怪的，社會革命燒起了火焰以後，文學因為是非革命的，是不急之務，所以被擱置著；但一麵便有人提倡革命文學。革命文學的呼聲一天比一天高，同著熱情與切望。直到現在，算已是革命的時代，這種文學在理在勢，都該出現了；而我們何以還沒有看見呢？我的見聞淺陋，是不用說的；但有熟悉近年文壇的朋友與我說起，也以千呼萬喚的革命文學還不出來為奇。一麵文學的複興卻已成了事實；這複興後的文學又如何呢？據說還是跟著從前PettyBourgeoisie的係統，一貫地發展著的。直到最近，才有了描寫，分析這時代革命生活的小說；但似乎也隻能算是所謂同行者的情調罷了。真正的革命文學是，還沒有一些影兒，不，還沒有一些信兒呢！
這自然也有辯解。真正革命的階級是隻知道革命的：他們的眼，見的是革命，他們的手，做的是革命；他們忙碌著，緊張著，革命是他們的全世界。文學在現在的他們，還隻是不相幹的東西。再則，他們將來雖勢所必至地需要一種文學——許是一種宣傳的文學——，但現在的他們的趣味還浮淺得很，他們的喉舌也還笨拙得很，他們是不能創作出什麼來的。因此，在這上麵暫時留下了一段空白。而PettyBourgeoisie，在革命的前夜，原有很多人甘心丟了他們的學術，文學，藝術，想去一試身手的；但到了革命開始以後，真正去的是那些有充足的力量，有濃厚的興趣的。此外的大概觀望一些時，感到自己的缺乏，便廢然而返了。他們的精神既無所依據，自然隻有回到學術，文學，藝術的老路上去，以避免那惶惶然的襲來。所以文學的複興，也是一種當然。一麵革命的書籍似乎已不如前幾年的流行；這大約因為革命的已去革命，不革命的也已不革命了的緣故吧。因而文學書的需要的增加，也正是意中事。但時代潮流所激蕩，加以文壇上革命文學的絕叫，描寫革命氣氛的作品，現在雖然才有端倪，此後總該漸漸地多起來的吧。至於真正的革命文學，怕不到革命成功時，不會成為風氣。在相反的方向，因期待過切，忍耐過久而失望，絕望，因而詛咒革命的文學，我想也不免會有的，雖然不至於太多。總之，無論怎樣發展，這時代的文學裏以惶惶然的心情做骨子的，PettyBourgeoisie的氣氛，是將愈過愈顯然的。
胡適之先生真是個開風氣的人；他提倡了新文學，又提倡新國學。陳西瀅先生在他的《閑話》裏，深以他正向前走著，忽又走了回去為可惜。但我以為這不過是思想解放的兩麵，都是疑古與貴我的精神的表現。國學成為一個新運動，是在文學後一兩年。但這原是我們這爿老店裏最富裕的貨色，而且一向就有許多人捧著；現在雖加入些西法，但國學到底是國法，所以極合一般人的脾胃。我說“一般人”，因為從前的國學還隻是一部分人的專業，這一來卻成為普遍的風氣，青年們也紛紛加入，算是時髦的東西了。這一層胡先生後來似頗不以為然。他前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的席上，曾說研究國學，隻是要知道“此路不通”，並不是要找出新路；而一般青年丟了要緊的工夫不做，都來擁擠在這條死路上，真是很可惜的。但直到現在，我們知道，研究學術原不必計較什麼死活的；所以胡先生雖是不以為然，風氣還是一直推移下去。這種新國學運動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曆史癖與考據癖”一語括之。不過現在這種“曆史癖與考據癖”要用在一切國故上，決不容許前人尊經重史的偏見。顧頡剛先生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一九二六始刊詞》裏，說這個意思最是明白。這是一個大解放，大擴展。參加者之多，這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運動盛於北京，但在上海也有不小的勢力。它雖然比新文學運動起來得晚些，而因了固有的優勢與新增的範圍，不久也就趕上前去，乎與後者並駕齊驅了。新文學銷沉的時候，它也以相同的理由銷沉著；但現在似乎又同樣地複興起來了——看年來新出版的書目，也就可以知道的。國學比文學更遠於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所以我猜，此後的參加者或者還要多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