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一件比較小的事，這兩年住在北京的人，不論留心與否，總該覺著的。這就是繪畫展覽會，特別是國畫展覽會。你隻要常看報，或常走過中山公園，就會一次兩次地看見這種展覽會的記載或廣告的。由一而再，再而三的展覽，我推想高興去看的人大約很多。而國畫的售值不斷地增高，也是另一麵的證據。上海雖不及北京熱鬧，但似乎也常有這種展覽會，不過不偏重國畫罷了。最近我知道，就有陶元慶先生，劉海粟先生兩個展覽會，可以作例。藝術與文學，可以說同是象牙塔中的貨色；而藝術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為間接些，因之，更為安靜些。所以這條路將來也不會冷落的。但是藝術中的繪畫何以獨盛？國畫又何以比洋畫盛？
我想，國畫與國學一樣，在社會裏是有根柢的，是合於一般人脾胃的。可是洋畫經多年的提倡與傳習，現在也漸能引起人的注意。所以這回“海粟畫展”，竟有人買他的洋畫去收藏的（見北京《晨報·星期畫報》）。至於同是藝術的音樂，戲劇，則因人才，設備都欠缺，故無甚進展可言。國樂，國劇雖有多大的勢力，但當作藝術而加以研究的，直到現在，也還極少。這或者等待著比較的研究，也未可知。
這是我所知的，上海，北京的Bourgeoisie，與PettyBourgeoisie裏的非革命者——特別是這種人——現在所走的路。
自然，學術，藝術的範圍極廣，將來的路也許會多起來。不過在這樣擾攘的時代，那些在我們社會裏根柢較淺，又需要浩大的設備的，如自然科學，戲劇等，怕暫時總還難成為風氣吧？——我說的雖是上海，北京，但相信可以代表這時代精神的一麵——文化。我們若可以說廣州，漢口是偏在革命的一麵，上海，北京便偏在非革命的一麵了。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樣式，正如高屋建瓴水，它的影響會迅速地伸張到各處。你若承認從前京式的靴鞋，現在上海式裝束的勢力，你就明白現在上海，北京的風氣，將會並且已經怎樣彌漫到別的地方了。
在這三條路裏，我將選擇那一條呢？我慚愧自己是個“愛博而情不專”的人；雖老想著隻選定一條路，卻總丟不下別的。
我從前本是學哲學的，而同時舍不下文學。後來因為自己的科學根柢太差，索性丟開了哲學，走向文學方麵來。但是文學的範圍又怎樣大！我是一直隨隨便便，零零碎碎地讀些，寫些，不曾認真做過什麼工夫。結果是隻有一點兒——一點兒都沒有！
駁雜與因循是我的大敵人。現在年齡是加長了，又遇著這樣“動搖”的時代，我既不能參加革命或反革命，總得找一個依據，才可姑作安心地過日子。我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我終於在國學裏找著了一個題目，開始像小兒的學步。這正是望“死路”上走；但我樂意這麼走，也就沒有法子。不過我又是個樂意弄弄筆頭的人；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一勁兒悶著，我是活不了的。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裏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現在我走著的路。至於究竟能夠走到何處，是全然不知道，全然沒有把握的。我的才力短，那不過走得近些罷了；但革命期的破壞若積極進行，報紙所載的遠方可怕的事實，若由運命的指揮，漸漸地逼到我住的所在，那麼，我的身家性命還不知是誰的，還說什麼路不路！即使身家性命保全了，而因生計窘迫的關係，也許讓你不得不把全部的精力專用在衣食住上，那卻是真的“死路”，實在也說不上什麼路不路！此外，革命若出乎意表地迅速地成了功，我們全階級的沒落就將開始，那是更用不著說什麼路的！但這一層究竟還是“出乎意表”的事，暫可不論；以上兩層卻並不是渺茫不可把捉的，浪漫的將來，是從現在的事實看，說來就“來了”的。所以我雖定下了自己好走的路，卻依舊要慮到“那裏走？”“那裏走！”兩個問題上去！我也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隻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據心頭，揮也揮不去。若許我用一個過了時的名字，這大約就是所謂“煩悶”吧。不過前幾年的煩悶是理想的，浪漫的，多少可以溫馨著的；這時代的是，加以我的年齡，更為實際的，糾紛的。我說過陰影，這也就是我的陰影。我想，便是這個，也該是向著滅亡走的我們的運命吧？
1928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