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小說月報》裏讀了幾篇小說，覺得是一種新傾向，想來說幾句話。
一茅盾先生的《幻滅》（《月報》18卷9、10號）《月報》八號最後一頁裏說：
“下期的創作有茅盾君的中篇小說《幻滅》，主人翁是一個神經質的女子，她在現在這不尋常的時代裏，要求個安身立命之所，因留下種種可以感動的痕跡。”
這便是本篇的大旨。作者雖說以那“神經質的女子”為主人翁，但用意實在描寫，分析“現在這不尋常的時代”；所謂“主人翁”，隻是一個暗示的線索吧了。我們以這種眼光來讀這篇小說，那頭緒的紛繁，人物的複雜，便都有了辯解。我們與其說是一個女子生活的片段，不如說這是一個時代生活的縮影。
這篇小說裏的人物實在很多：有“神經質的女子”，有“剛毅”，“狷傲”，“玩弄男性”的女子，有“一口上海白”，“渾名包打聽”的女子；有“受著什麼‘帥坐’津貼的暗探”，有“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理性人”，有“忠實的政治的看熱鬧者”，有“為了自己享樂才上戰場去的”“少年軍官”。這些是多麼熱鬧的節目！你讀這篇小說，就像看一幕幕的戲。從前人說描寫要生動，須有戲劇性。所謂戲劇性，原不包括人物多而言；但本篇所寫人物雖多，卻大都有鮮明的個性，活潑的生氣，所以我們讀了，才能像看戲一般——這便是戲劇性了。至於本篇所寫的地方，是上海，武漢，牯嶺三處。上海，武漢，是這時代生活的中心，在這兩處才有那些人物；做了本篇的背景，是當然的。牯嶺卻是個如在“世外”的地方。作者在篇末將那“神經質的女子”和那以打仗為享樂的少年軍官，一對圓滿（？）的夫婦，送到那“太高”
的地方去；這樣似有意，似無意地將動和靜的兩極端對比著，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是的，至少是一件有趣的事，若我們不願倉卒地斷定作者另有深意存於其間。
我以為在描寫與分析上，作者是成功的。他的人物，大半都有分明的輪廓。我對於這篇小說，隻讀過一遍，翻過一遍，但幾個重要人物的性格，我都已熟悉；若你來考問考問我，我相信自己是不會錯了答案的。他們像都已成了我每天見麵，每天談話的人。這是由於作者“選擇”的工夫，我想。
他有時用了極詳盡的心理描寫來暗示一個人的曆史，這樣寫出他的為人，如第四節裏寫慧女士，便是如此。這還不算很好，也不算很難。但他有時用了極簡單的一句話，也能活畫出一個人。在第四節裏，他寫那“把世間一切事都作為小說看的短小精悍的李克”：
“抱素每次侃侃而談的時候，聽得這個短小的人兒冷冷地說了一句‘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總是背脊一陣冷；他覺得他的對手簡直是一個鬼，不分日夜的跟蹤自己，偵察著，知道他的一切秘密，一切詭譎。”
一句話寫出了怎樣冷的一個“理性人”！他又用了類似的筆鋒，借了別人的口，暗示著他的嚴肅的諷刺的氣氛。第十節裏寫的那場試，真令人又可笑，又可哀，直是一篇精悍的短劇。同節裏敘慧女士的請客：
“‘某夫人用中央票收買夏布，好打算嗬！’坐在靜右首的一位對一個短須的人說。”
“‘這筆貨，也不過囤著瞧罷了。’一個光頭人回答。”
淡淡的兩句話盡夠暗示一個“腐化”的傾向了。從以上兩個例，我們看出作者是個會寫對話的人。
但這篇小說究竟還不能算是盡善盡美的作品，這因它沒有一個統一的結構。分開來看，雖然好的地方多，合起來看卻太覺得散漫無歸了。本來在這樣一個篇幅裏，要安插下這許多人物，這許多頭緒，實在隻有讓他們這樣散漫著的；我是說，這樣多的材料，還是寫長篇合適些。作者在各段的描寫裏，頗有選擇的工夫，我已說過；但在全體的結構上，他卻沒有能用這樣選擇的工夫，我們覺得很可惜。他寫這時代，似乎將他所有的材料全搬了來雜亂地運用著；他雖有一個做線索的“主人翁”，但卻沒有一個真正的“主人翁”。我們隻能從他得些零碎的印象，不能得著一個總印象。我們說得出篇中這個人，那個人是怎樣，但說不出他們一夥兒到底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