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李何林對毛澤東五四新文化觀的全麵接受，既有原有基礎，又經過後來的認真思考，而且此後從未動搖，直到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有人重提當年的論爭，認為真理是在李何林先生這一邊，李先生卻表示：“我現在倒不這樣看”，仍然堅持在《自評》中已經認定的“無產階級思想領導論”。但他同時又表示，領導思想的問題還是“可以討論的”。《十年來文學理論和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遭批判盡管李何林先生“心悅誠服”地放棄了自己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的一些觀點，但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獨立思考，就自然日益為要求所有的拙作《遠行以後———魯迅接受史的一種描述》（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對此有詳盡分析，可參看該書頁36—39。
參看田本相：《李何林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58—159。
參看《〈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自評》，《李何林全集》第3卷，頁1—9；《我的文學研究與教學生涯》，《李何林全集》第1卷，頁4。據李何林先生所說，最後說服了他的是範文瀾所說的“無產階級思想在這個運動中雖然數量比較小，質量卻比較高……這是從發展的一方麵著眼所得的結論”這一段話。李何林因此而檢討自己“在蔣管區雖然也看過一點辯證唯物論的書，記了一些書本上的法則或教條，但不能運用於實際，遂把一個衰老沒落的似乎強大的事物（資產階級思想）遮蓋了新生的發展著的量雖小而質高的事物（無產階級的思想）的領導作用”。
識分子都成為馴服工具的體製所不容，終於在1959年至1960年間，有組織有計劃地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對所謂“李何林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批判，起因不過是他寫了一篇題為“十年來文學理論和批評上的一個小問題”的短文，就文藝政治性與藝術性的關係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不同於主流意識形態的獨立見解。在宣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國度裏，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獨立思考的學者，卻遭到了無情的批判與壓製，這個事實或許更為嚴峻，而且更加發人深省。
麵對這樣的對他而言也許是過於嚴酷的現實，李何林先生表現出“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大家風度，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而決不動搖，可以說他至死都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一個堅定的“魯迅‘五四’”派。李何林先生留給後人的曆經磨難而信仰彌堅的風範，也許是更加值得我們永遠懷想的。
2004年9月10—12日，29—30日參看田本相：《李何林傳》第十五章《“一個小問題”》。
上世紀90年代初在作四十年代小說研究的時候，就讀過《賈植芳小說選》，當時即受到了很大的震撼，並且決定要將其寫入計劃中的《四十年代小說史》裏。但這部小說史遲遲不能問世，心裏總覺得欠了賈先生（以及40年代未能得到正確評價的作家）的一筆債，是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一種失職。最近，偶然翻點藏書中的四十年代小說，這本《賈植芳小說選》赫然在目，心又為之一震，覺得無論如何也得寫點什麼了。
（一）在文學創作起點上與魯迅的相遇而我此時的研究興趣卻首先在文本之外的“故事”：它的寫作，發表，出版，結集……過程中的作者與作品的生命故事。於是，我注意到了賈先生在“編後記”裏對背景材料的介紹，這篇《從小說創作看賈植芳先生》也就從這裏讀起。
收入《賈植芳小說選》的第一篇《人的悲哀》是1937年4月發表於馮雪峰、茅盾、胡風聯署，而由胡風實際主持的《學習與生活叢刊》第四輯《黎明》上的。
據賈先生回憶，他當時還是一個不滿20歲的青年學生，在日本一個大學掛著學籍，是因為在東京神保町的內山書店看到《叢刊》的頭兩本：頭本題為“二三事”，以魯迅的遺文《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為書名，第二本題為“原野”，以艾青所翻譯的法國詩人凡爾哈倫的長詩《原野》為題名，他正是從這樣的“刊物的作者陣容和編輯風格上認識到它是高舉魯迅先生的戰鬥文學旗幟前進的嚴肅的28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文學刊物”，這才決定將1936年秋冬剛寫出的小說投給《叢刊》。應該說，青年賈植芳對《叢刊》的性質、編輯意圖的判斷是相當準確的；因為我們從胡風的回憶中知道，編《工作與學習叢刊》是馮雪峰交給他的任務，目的是要在魯迅逝世之後，通過這個刊物，“和魯迅的老朋友以及他晚年接近的青年取得聯係，在思想上和創作上學習並發揚魯迅精神”。而在胡風的理解裏，“魯迅精神是全民族、全體勞動人民的精神財富，繼承並發揚魯迅精神隻能放在勞動人民的鬥爭實踐上麵，也就是，把希望放在和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結合著，能反映勞動人民的生活真實和鬥爭意誌的作者，尤其是成長中的青年作者身上”。因此，胡風在編《叢刊》時，除了按照馮雪峰的意圖，發表了一批魯迅的老朋友（如許壽裳、李霽野）與他周圍的年輕人（如曹白、力揚）的文章與美術作品，同時以更大的篇幅發表初露頭角的新作者的作品（如艾青、端木蕻良的詩與小說），注意從業餘作者中發現文學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