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植芳的《人的悲哀》就是這樣被他從自然來稿中選拔出來的。在這一輯的“校後記”裏，他以抑製不住的喜悅這樣寫道：“《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許讀起來略嫌沉悶吧，但這正是用沉悶的堅卓的筆觸所表現的沉悶的人生。沒有繁複的故事，但卻充溢著畫的色調和詩的情愫，給我們看到了動亂崩潰的社會的一圖。”
這裏，我們所看到的是編者與作者之間的“心有靈犀一點通”，也可以說是一次曆史的相遇：當馮雪峰、胡風在魯迅逝世以後試圖繼續高舉魯迅的文學旗幟時，青年賈植芳自願、主動地站到了這麵旗幟下，從此走上了極不平凡的人生與文學的不歸路。
這條道路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是坎坷不平的。據胡風說，當初采取以書代刊的“叢刊”形式，就是考慮到“登記出雜誌一定得不到國民黨的批準”④；但第二輯《原野》出版後不久還是被國民黨禁止了。而在兩三天以後，同一機關又有公事到代售的書店，說在報上看見有《原野》的廣告，不曉得內容反動與否，著繳呈若幹本雲。這就是說，“禁止了還不曉得內容反動與否，或者說，還不曉得內容反動與否就禁止”。麵對這樣的荒唐的檢查製度，胡風立即著文加以揭露，指出：“‘統製思想’政策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繼續，這個政策勝利的時候就是中國的‘沙漠化’的完成。”但胡風的抗議，卻引來了更嚴厲的管製：《叢刊》第四輯（也就是發表賈植芳小說的這一輯）原題為“街景”，是用美國共產黨刊物《新群眾》上的一幅石板畫命名的，但排成後就得到書店的通知，說前三本都被禁止了，這一本雖已排成，仍不能出，隻好拆版。
因此，在很長時間內，胡風都以為這一期刊物（自然也包括賈植芳的作品，連同他自己的評價）已被扼殺在搖籃裏，不見天日了。但48年後的1985年，上海書店要影印《工作與學習叢刊》時，才發現後來不知是誰（估計是書店）還是將第四輯印出，但改換了封麵，輯刊題目也改為“黎明”，於是，賈先生的《人的悲哀》也就死裏逃生，僥幸問世。這真可以稱之為“書的悲喜劇”了。今天我們重讀《人的悲哀》，很容易就注意到作品中反複出現的是魯迅式的意象：“門前的街沿上，一隻稀見的身材高大的羊，態度軒昂地領著一群儀容大相懸殊的小羊走著。”———這也是魯迅在《一點比喻》裏描寫過的隱喻性場景；“我轉過身，像一匹受傷的獸，忿怒得燃燒得不顧那些睡客，腳步沉重地踏著樓梯，跑上樓去”———仿佛魯迅的《孤獨者》裏的那匹“受傷的狼”的“慘傷裏夾雜著憤怒和悲哀”那聲嗥叫，重又響起。而小說最後的點題之筆：“我的敵人已不是先前可怖的偵探，而是現在自己的怯懦，因為我有了一個避難所，人是慣於苟安的……”，“我應該走一條（自己的）路……”；還有那籠罩全篇的恐懼與絕望，以及被“曆史的沙土埋得重重的，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我似乎躺在荒原裏或者鬧市，許多可怕的東西，漸漸成形，猛獸般向我襲來，監房的血淚和鐵鐐，寒冷和陰森，咒罵和啜泣……”：這些也都是魯迅式的。
魯迅在他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寫到他的這種被掩埋的窒息感。如“沉重的沙……沙漠在這裏，恐怖的……”（《熱風·為“俄國歌劇團”》）；“……許多青年的血，層層鬱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隻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為了忘卻的記念》。
今天的讀者更為注目的，或許就是作品中處處顯現的小說主人公對外部世界的感覺與聯想的奇峻，像“我恐懼地望著四周，人們的態度一如烏雲退後的太空，明快而閑適，閑適得簡直有點殘忍”；“連陽光也顯得灰沉，像喝過砒霜後難看的麵孔，死滯在這裏”；“空氣像一根新的繩子”；“當他腳步踏上樓板的第一聲，全樓響起一片空前的震動，像是弱小者的絕望的呐喊”；“他趁勢把兩手伸得高高的，支起腳尖，淒涼地打了一個大哈欠，嘴城門般的張圓，然後放下腳跟，嘴又猛地緊閉，兩手隨著死了般的摔下來”；“我就上了樓，背後是一群奇異的眼睛，像送葬行列後的眼睛，飽含著驚奇和悲哀”：這些文字都具有一種震撼力，給人以新奇感，尤其是那種“痛苦而神經質”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也都是魯迅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