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裏一再提到“魯迅式”，意在說明，賈植芳在他的第一篇小說裏所表現出來的這些思維、心理、情感與表達方式，或許有直接模仿魯迅的痕跡（這是一個初學寫作的魯迅的崇拜者所難以避免的），但更根本與更重要的是，他有著類似魯迅的生活感受與生命體驗，也就是說，他是通過自身內在的生命欲求與魯迅相遇、逼近、擁抱的。胡風感覺到並竭力讚揚的他的這篇小說中的“沉悶的堅卓的筆觸”，“畫的色調和詩的情愫”正是這樣的相遇、逼近與擁抱的外在表現。
（二）在抗戰烽火中對魯迅啟蒙主義文學傳統的堅持和發揚如果說《人的悲哀》還是一個最初的嚐試，到寫於1942年的《人生賦》與《剩餘價值論》就是相當成熟了；我當年準備寫入《四十年代小說史》的，主要就是這兩篇作品。
我在研究四十年代小說時，一直在苦苦地追尋普通人在戰爭中的真實感覺；但我所讀到的許多作品，都將這種真實的感覺過濾與淨化了，這裏的原因自然非常複雜，需要另作深入的討論研究。這裏隻能說說當年研究過程中的感受：我先是在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與張愛玲的《燼餘錄》裏捕捉到了這種“戰爭感覺”，有一種研究者的莫名興奮；然後就讀到了賈植芳的《人生賦》裏的兩段文字，我是真正地被震撼了，以至到十年後的今天、此刻，還仍然感到餘震的一個“人”的標尺力量。———就在那有名的轟炸之夜，我的醫室所在的那一條僻街，一瞬化為灰燼！當我癡癡地站立在困擾的街心，簡直像在夢中；在這激烈的轟炸下，我就有時像《空城記》裏的攻城未遂的司馬懿，懷疑自己是否還活在世上，……我親眼看見，開得圓圓的我的醫室的窗子，像一張吃驚張大的嘴，先是煙硝，後來是火頭，———是的，是火，一層卷著一層，窮凶極惡爭先恐後逃難似的從窗口奔出，卷向屋簷，卷向四周的牆壁，有的更伸著長的下濺的火舌拖向近處歪斜的電杆，和閃亮的紊亂的電線，還有更遠的被火光照耀著的半透明的天空，……我聽到木材畢畢剝剝的爆裂聲，轟然的倒塌聲，……我又似乎聽到我的醫室裏藥瓶的爆裂聲，似乎那一個卷形的火頭裏邊，飛躍著破碎的玻璃瓶塊，……藥的濃烈氣味，……不久，我經營了近年的醫室，就在一陣硝煙和混亂中完結了。……我沿著嘉陵江向市外走著，我感到茫然，疲憊，憤怒，那麼壓人欲倒的感情，……身邊混亂的人群默默走著，像一群影子。……還有戰爭中的饑餓感所引發的種種幻覺，生命感受———我是被我生活過的生活忘掉了，遺棄了，……空著肚子，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城市的彎曲的街道上巡行著，昏昏沉沉，老聽到肚子嗚嗚地叫，堅強的膝蓋也在抖動，意外的疲倦。……我好像是一個沒有味覺的動物，……歪歪斜斜地走著，疲憊而寂寞，像受過重刑的人，……我感到一種茫然，像浮在海上，……這樣有時驚覺有時麻木地生活著，是一個都市的可憐兒了。……沒有什麼更改和變遷，想都想疲倦了。有時我真茫然不知我是否有過過去，我現在是什麼。……這“一瞬化為灰燼”的毀滅感，以及人的被遺棄、被懸浮、被空洞化的感覺，是極容易產生戰爭虛無主義的。而這正是人的生命選擇、人生走向的一個關節《人生賦》，《賈植芳小說選》，頁50—51、48—49。
點；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討論過，40年代的許多知識分子為擺脫這樣的虛無感，被一種尋找歸宿的生命欲求所驅使，走向戰爭烏托邦主義，在製造種種新的神話中陷入了新的陷阱。
而賈植芳在他的小說中，則揭示了另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另一種同樣是悲劇性的選擇：他們由戰爭虛無感走向頹廢主義與市儈主義。他的主人公在“像決了口的黃河”那樣大哭了一場之後，“大概是疲勞和刺激過度吧”，就開始了“另一副景色”的新生活：“吃吃喝喝，玩玩樂樂。天塌下來壓死大家，或者我多有幾個銅板，逃難還來得及。”於是就有了這一番自嘲式的敘說：“漸漸我和大家的生活合了拍子，也不覺什麼了，……在上海的激憤，和在重慶的憂鬱，被稱為孩子氣的玩意兒，慢慢也都忘掉了，就連那一點看書看報的習慣……這時也早丟掉了。……我開始健全地生活著。我想人生的具體內容，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錢的朋友是女人，錢和女人，其實是一個目標，因為女人是錢的一部分。”就在這樣的人生哲學的支配下，他快快樂樂地（他甚至這樣明確地宣稱：“我要追求人生的快樂，卻不是幸福”）選擇了“偽組織”式的生命存在方式———這本是賣身於侵略者的漢奸的統稱，而這裏卻是指一切都是“人生的暫時結合”：他終於陷入了人生的另一個陷阱。
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句沉重的點題：“戰爭殘酷地改變一切！”戰爭的“殘酷”不僅在於殘酷地毀滅人賴以生存的物質生活，更傷害、毒害了人的精神，有的甚至達到了毀滅的程度：這才是真正令人恐懼的。而這樣的一種更內在的殘酷，並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氣正視的；而賈植芳卻毫不掩飾地把它如實寫出，盡管在小說的結尾，敘述者（或一程度上的作者自己）在講完故事以後，“更深深地感到近乎麻痹的疲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