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篇小說《剩餘價值論》裏，賈植芳又講了一個“最不痛快的事”：一次“無意義的邂逅”。“我在西北山地旅行裏遇了劫，以偷吃沿途的瓜果為生來到這個黃土高原上的小鎮上”，“我在街中人群裏走著，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驚愕地回過頭，我愣住了。———拍我的肩膀的是這樣一個被衰老征服了的年輕人！”於是，就有了這樣可謂驚心動魄的一幕———參看拙作《“流亡者文學”的心理指歸》，文收《精神的煉獄》，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人生賦》，《賈植芳小說選》，頁51—53、56。
“‘啊，子固！’我醒來似的喊著，‘是你，總有七八年不見了。’他淒然地笑著，藏著濃黑胡須裏的紋折一條一條很殘酷地裂開來，兩隻眼睛低垂著，像被長長的睫毛遮掩了，……但隻一閃，那一雙陰淒的眼就吃驚般地盯著我，竟藏著毒藥，閃著奇異的光，死死地盯著我……他好像在空屋中發現了一條蛇似的呆啞。
我可有點煩躁了，這是一種什麼寂寞呀！我心裏說；就想擺脫這個奇異的相遇。”
所以說這是驚心動魄的，是因為“我”還有另一個記憶：“那高大而挺直的身軀，蓬亂而尖硬的頭發，和那無論什麼境地裏永遠浮在蒼白麵頰上的堅定的微笑，發自坦然心坎裏的健康而硬朗的笑聲，溫良堅決的眼神……那一切仿佛便是希望的化身”，“尤其是那微笑，真可說是典型的笑，好像一首詩，一個啟示，一個信仰，秋夜高空的星，峻嶺幽穀中的溪流……”而現在，眼前這“陰淒”、“藏著毒藥”似的眼神，這“呆啞”的神情，把這一切美好的記憶全部摧毀了。———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和“子固”再一次在北方濱海城市的浴場裏見麵時，他已經有了一雙“可稱為富人的眼睛”，而且有了一個“娟”，“我”因此聽到了“久違的子固的粗朗的笑聲，但卻是無節製和色情的”。
“我”沒有遵約再去見他，逃走了，卻在路上從一個女政工員的轉述中，聽到了他的心聲———“我願意一個人遠離人群坐在荒原裏，山頭或水邊，但坐長久了，太使我痛苦。真的，我在這些地方，好像常聽到一種呼喚的聲音。這聲音像在熱情地有力地召喚著我，像是一種複活的誘惑，聽著這聲音我就惶惑顫栗起來，不知所措，就像回到前些年，……我早忘了想起就使我痛苦的那些年。但是結果呢？
是更多的痛苦添在我的心上，我沒有法子。我疲倦了。自己把自己毀了。……這回戰爭真是一種了不得的力量！”這又是一個戰爭改變人的命運、戕害人的心靈、摧毀人的價值的悲劇———小說以“剩餘價值論”為題，是內蘊著一種深刻的痛苦的。而小說結尾時所發出的追問：“人受過刺激就不能像人的生活嗎？……什麼是人的生活呢？”就更是大有深意，提升到人性本身、人的生存本身，具有某種超越的意味了。
1983年作家何滿子在為《賈植芳小說選》所寫的“小引”裏說：“讀著這篇小說，使人不禁要想到魯迅的《在酒樓上》和《孤獨者》給予作者的影響。”這恐怕是所有的讀者的共同感受：這篇《剩餘價值論》與魯迅的《在酒樓上》、《孤獨者》，也許還有《過客》之間，是存在著一種聯係的。
而我想強調的是，這種聯係，不僅表現在外在的結構、描寫等表現形式上，更表現在內在的文學追求上，即是要寫“靈魂的深”，寫“病態社會”裏人的精神病態，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樣的文學“是對現代中國人的靈魂的偉大拷問，它逼著讀者和它的人物，連同作家自己一起來正視人性的卑劣，承受精神的種種苦刑，在靈魂的攪動中發生精神變化，而最終指向的是絕望的反抗，是對社會，對人自身，對自己的一個反抗，這個文學的‘地獄’裏有著血淋淋的真實”。———賈植芳的小說也正是這樣的“有著血淋淋的真實”的文學的“地獄”。可以說，到寫出《人生賦》與《剩餘價值論》時，賈植芳才真正地進入了魯迅所開創的文學傳統。
賈植芳在40年代以自己的藝術實踐自覺地繼承與發揚魯迅文學傳統，是有著特別的意義，並且是冒著風險的。因為當時占據主流地位的文學思潮，如胡風所說，是“隻準許歌頌勝利，隻準許歌頌中國文化又古又好，中國人民又自由又幸福，隻準許對於敵人的弱點和沒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時的人心”的，如果要堅持魯迅的啟蒙主義的批判傳統，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病態，至少是不合時宜的，胡風因此對人們提出的“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的問題，作出了十分冷峻的回答：“恐怕有人要把他當作漢奸看待的。”如果魯迅本人也不能幸免，就更何況要自覺繼承他的傳統的後人了。胡風在40年代承接魯迅“改造國民性”
的思想，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的命題，以及他所堅持的對現實生活與文學中的市儈主義的批判，都被視為異端而遭到圍剿，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在這樣的背景下，賈植芳還要寫《人生賦》、《剩餘價值論》這樣的揭露戰爭中的精神創傷，鞭撻市儈主義的文學作品，顯然是不識時務，而且要承擔後果。這就注定了何滿子：《小引》，《賈植芳小說選》，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