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參看拙作《與魯迅相遇》第四講《為人生的文學》，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頁122。
胡風：《如果現在他還活著———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胡風全集》第2卷，頁673、670。有意思的是，到上一世紀的50年代，以及本世紀初，都一再提出“如果魯迅現在還活著”的問題；而且直到2004年還有人（而且好像是年輕人）在網上寫文章給魯迅橫加“漢奸”的罪名。
他不但要被國民黨政府追捕，而且也難逃“自己人”的追捕，直至關進敵人與自己人的監獄：這是他的人生與文學選擇所帶來的宿命。
（三）永遠的“曆史樂觀主義者”
賈植芳抗戰時期的小說還有《嘉寄塵先生和他的周圍》、《我鄉》兩篇，這是他的“沉悶的堅卓的筆觸”中難得流露出的亮色。這又使我們想起了魯迅，他說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是要“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幹亮色”的，但他同時說明，這是為了“與前驅者取得同一的步調”。他還說過，這也是因為“不願將自己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他對那些“亮色”實在是並無把握，甚至懷疑的。而賈植芳，或許還有胡風，卻是骨子裏的樂觀主義者，直到1983年編《賈植芳小說選》，已經是大難逃生，賈先生仍在《編後記》裏堅稱：“光明永遠在我的前麵……我永遠是一個曆史的樂觀主義者。”這或許正是魯迅的學生與魯迅的不同之處吧，而且這當然不是年齡的差異所致。
不過這是另一個需要專門討論的話題；我這裏想說的是，賈植芳小說中的亮色，來自他的另一種戰爭體認，這是他即使在《剩餘價值論》這樣的為戰爭的內在殘酷性所籠罩的作品裏也要在小說開頭加以強調的：“戰爭使人們驚覺般的懂得生命的真諦，像信仰生命一樣的信仰著戰爭勝利”，“實在，戰爭使人們變得堅強和可愛”。這裏所表達的是對人性與人的生命本身的某種信心。這或許正是這兩篇小說至今還感動著我（或許還有今天的某些讀者）的原因。
我在研究四十年代小說時，也一直在尋找支撐著這場戰爭的內在精神，以及這種精神的瞬間顯現，從而照亮了一個時代的曆史細節。我後來在一位美國醫生寫的見聞錄裏發現了這樣的細節，並因此而欣喜若狂：在戰火紛飛之中，一個農人依舊執犁耕田；戰火平息後，周圍的一切全被毀滅，隻有這執犁的農人依舊存在。
《〈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56、455。
《〈呐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19—420。
《剩餘價值論》，《賈植芳小說選》，頁57。
我把它稱作“瞬間永恒”，寫入我的四十年代研究論文中。而這次重讀賈先生的《我鄉》，又突然發現了這樣的照亮時代的文學細節，眼睛為之一亮———我攙著母親正走到山腰，一隻機槍的射擊彈忽然向我們的方向猛烈撲來。我發現我們已經成為目標，流彈就在近處匍匐不絕地響著。
……母親急呼著，要在前麵的妹妹嫂子侄子們“快跑”，同時她擺脫我的手，“你快跑，不要管我！”地邊喘邊嚷著；父親大聲說：“這孩子，怎麼不聽話！你遠走你們的，不用管我們。”母親更著力地推著我，氣喘地拚著生命之力喊著：“留著你們年輕有用，你們快跑你們的，不用管我們。”憤怒地催促著。……我單獨的走出一段路，回頭看見在陽光裏蹣跚前進的雙親默然地相互攙扶著的姿態，……像忘了似的停止了個人的行進……這“陽光裏蹣跚前進的雙親默然地相互攙扶的姿態”也同樣是一個“瞬間永恒”，它蘊涵著極其豐富的曆史內容，同時又具有極其鮮明、生動的曆史具體性與文學形象性。賈植芳能夠把它敏銳地捕捉到、描寫出來，當然不是偶然；他在小說的結尾這樣寫道：“故鄉，戰亂的故鄉，是賦予我們以人生和戰鬥之勇氣的。它是這樣的一個新的人生之港灣。”他的生命之根、文學之根，是深紮在“故鄉”———生養他的這塊土地、父母、鄉親、中國的普通老百姓中的。他的絕望中的樂觀，也就產生於此。
（四）“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
《小說選》中的《理想主義者》、《更下》、《草黃色的影子》、《一幅古畫》寫於1946年至1947年間，是另一個時代的作品。還是先說作品背後的故事。依然是賈先生自己的回憶：“《草黃色的影子》和《一幅古畫》兩篇，都發表於1947年參看拙作《“流亡者”文學的心理指歸》與《我這十年研究》，《精神的煉獄》，頁143—144、17。
《我鄉》，《賈植芳小說選》，頁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