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海《時代日報》。後一篇交稿後，我已坐在蔣介石的中統局監牢裏了，關心我的報館裏工作的同誌們，為了大家省事，發表時給我署了個Y．L．的名字，前後登了九天。1948年冬天我出獄後，友人的妻子小方同誌才把她精心剪貼裝訂成冊，暗暗地保存了經年的本子交給我，直到今天，我還感覺到那種給我勇氣和力量的友情的溫暖。可歎我的命運多舛，收錄在這裏的印文，都是我女兒從圖書館收藏的舊報紙上一個字一個字抄回來的。這兩篇文章前後經過兩個女性的手，才一次一次地被我保存下來，這仿佛又是一個不幸的巧合，同時也使我深刻地認識了曆史前進的艱巨性，那種如恩格斯所說的‘曆史的惰力’之可怕和可惡。”———這故事本身自會讓我們感慨，而賈先生在敘述這段曆史時，特意關注與強調“經過兩個女性的手”這一點，或許是更讓我們感動的。
我所關注的是，1983年賈先生將這幾篇小說選編入集時，對其所作的兩個命名：“人形動物的崩潰的精神世界的謔畫”，“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而我又發現，這裏所提出的兩個關鍵概念，都不是賈先生的自創，而來自胡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人類前史的謔畫———《企鵝島》”。也就是說，賈植芳先生是將胡風1936年對法國作家法朗士的寓言體小說《企鵝島》所作的評價，移植來說明自己寫於40年代末的小說，這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它引起了進一步探討的興趣。
先來看看胡風對《企鵝島》的評論：“作者所要做的正是對於‘成為社會基礎的種種道德’的否定，對於所謂‘上流社會’的無情的暴露。最偉大的哲學家說過，真正的人類曆史的開始，須在一次徹底的大解放以後，這本書就是人類史前時期的謔畫。”胡風又繼續追問，法朗士所要否定的是什麼樣的道德原則？他指出，這樣的道德原則在“拜金環境裏孕育並產生出來的企鵝國”（這顯然是作者所生活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隱喻）裏，是占支配地位的，其核心自然是維護資本的利益，如宣稱“隻有征服者的權利是唯一使人尊敬的權利”，“公共利益的要求是：不要多取於錢多的人，那麼富人便不會有以前那麼富，而窮人將比以前更窮，因為窮人靠著富人的財產生活；所以富人的財產是神聖的”；“沒有工業的民族是不必進行戰爭的；可是一個從事企業的民族便非采用征服的政策不可。我們的戰爭的數目是跟著我們生產力的發達必然地增加著的”等等，這實《編後記》，《賈植芳小說選》，頁264—265。
際上是將赤裸裸的資本剝削披上道德的聖衣，以欺騙被剝削的民眾。胡風因此高度評價法朗士作品裏的“文化批判”：“在作者的筆下，遮掩真相的曆史的假麵被撕成了片片。”
但他同時又批評法朗士“對於人類的‘未來’的展望”陷入了“循環的曆史觀”，未免過於悲觀。因為在1936年的胡風看來，“這樣的無法解決都會和鄉村的矛盾，窮與富的矛盾的絕望，已經給現在的新世界的事實打碎了”。而他所說的“新世界的事實”指的是當時蘇聯的建設成就，在所謂“紅色三十年代”裏，蘇聯的共產主義試驗是給全世界（不隻是中國）的許多善良的激進知識分子以某種希望的。胡風因此預言：“新的人正要把世界改造成一個大的花園，預備揭開真正人類曆史的第一頁。”
於是，我們終於懂得，胡風將法朗士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看作是“人類前史的謔畫”，是包含著對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新社會的一種期待與信心的，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又是將這樣的希望寄托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身上的：這都顯示了我們所說的胡風的曆史樂觀主義。
那麼，賈植芳為什麼要將自己40年代末的小說也稱為“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與“謔畫”呢？在我看來，這是有兩個方麵的意義的。首先是賈植芳自覺地意識到，他所要擔負的任務與法朗士的內在一致性，即胡風所概括的“對於‘成為社會基礎的種種道德’的否定，對於所謂‘上流社會’的無情暴露”（順便說一句：這同樣也是魯迅的文學傳統），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用自己的筆為“那個死去的社會和時代”（也就是人類史前社會和時代）作最後的“詛咒”、“訣別”和“清算”。賈植芳就是在這樣的曆史使命感的驅使下，對成為四十年代末的國統區社會基礎（他將其稱為“黑暗”的“統治基礎”）的種種道德原則，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批判。
胡風當年就說過：“謔畫家的本領是凸現地勾出骨骼上的特征，那就是誇張地說出作者的認識要點。”賈植芳的寫作策略是讓這些行將就木的曆史小醜，自己用極度誇張的語言，寡廉鮮恥地自我暴露：“這個時代的精神到，那就是百分之百的今天主義，所謂無近慮就有遠憂。明天的事，誰也顧不了，管不了；今天就是一切，一切屬於今天。……我們要用一切努力來建樹自己的今天，有了錢，就什麼也有了。錢就是一切。……站到實際的岸上來，像人的活人。……寧肯痛痛快快活一分鍾，不蹩蹩扭扭的活一百年，這就是今天主義的哲學”（《更下》）；“中國的事就是這麼一回事：隻要有權有勢，誰拿到手裏是誰的，而且不論你是怎麼拿來的，人家都尊重你，這就是中國的道理。……什麼事業，革命，都是他媽的狗屁！誰信那個！誰幹那個！”（《草黃色的影子》）；“我能和沒知識的人在一塊嗎？我看你老兄還有點夢想精神，……羅曼諦克的思想早過去了”，“我不信世界上再有什麼比麵包更偉大可愛了。不過，當我發現在這樣的社會中枉費力氣地追求到麵包，而不能愉快地啃你自己的麵包，那真不如到美國去，那裏好得多了”（《理想主義者》）。在這些洋洋自得的誇耀背後，讀者分明感覺到作者銳利的批判的目光，而且如一位批評家所說，已經不再有對《人生賦》、《剩餘價值論》的主人公那樣的悲憫，而“隻有倒胃口的憎厭和切齒的鞭撻了”。在這幅“人類前史的謔畫”的每一個筆畫背後，都響徹著一個聲音：該結束了，這人的醜陋與墮落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