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當時的賈植芳是充滿信心的。因為他在自己的親身經曆中，發現了另一種人、另一種生命、另一種人生哲學的存在，其實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個成員，這就是他在《在亞爾培路二號》（在1949年單獨印冊的時候曾題為“人的證據”）與《人的鬥爭》、《血的記憶》裏所寫到的監獄裏的革命者。———順便說一句，賈植芳對自己作品的命名是有一個精心的設計的：從開篇的《人的悲哀》到40年代中期的《剩餘價值論》（實際是“人的價值論”），到40年代末的《人的證據》、《人的鬥爭》，他關注、描寫的中心始終是“人”，是對“什麼是人”的追問。
現在他在這些自覺地“保衛自己的人格的尊嚴和價值”，同時又為人的解放而自願犧牲自己的生命的革命者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光芒，或許這些“可愛可敬、可歌可泣的人們”就是胡風當年所說的“新人”，他們是有力量來結束這個人的醜陋與墮落的“人類前史”的：40年代末的賈植芳對此似乎並無懷疑。
因此，這些小說（賈植芳曾說明，這些“小說”其實是“類似於報告文學的體式”，何滿子：《小引》，《賈植芳小說選》，頁3。
是應該作為“曆史生活的實錄”來看待的）的主人公（包括作者自己在內），都意識到自己似乎是“麵對著絕處”，但其實更是處在“生命的轉彎處”，而且是“正在痛苦的中國之命運的最大的一個轉彎處”。這些“黎明前的黑暗中呼吸困難的人們”，賴以支撐自己，能夠“超越恐怖”的“精神存在”，是關於“新中國”的想象，那是照亮監獄的神聖之光。這就有力地說明，當賈植芳在創作他的“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與謔畫”
的時候，是懷著對“新中國”的巨大期待與信任的，他堅信日益逼近、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將結束這一切人的醜陋與墮落，開始人的新生，並因此而最終結束人類的史前時期，揭開人類曆史新的一頁。這也正是賈植芳的曆史樂觀主義———如何看待這一代人對“結束人類史前時期”的理想與追求但如前所說，賈植芳將這些小說正式命名為“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謔畫”，卻是在1983年他編《賈植芳小說選》時。而這又有什麼意義呢？
於是，我們注意到，在這本四五十年代小說選裏，最後卻選入了一篇寫於1979年的《歌聲》。小說寫的是1975年“由於長期的意外遭遇”被這個城市“當作一個陌生人”的“我”，在城市的小街口，與1948年的難友奇異地相遇。在交談中得知，這位在國民黨特務的嚴刑拷打下堅貞不屈的硬漢子，前些年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又受盡了折磨。兩位當年的“同監犯”在感慨“唉，人生！唉，曆史啊！……”以後，又相互激勵：“要活得像一個人！”———小說再一次響起了賈植芳式的“人”的主旋律，並以這樣一段議論結束：“……曆史的回憶，往往給人以新的力量和勇敢，把人從迷惘中解放出來，重新認識到生活的責任，自己的價《編後記》，《賈植芳小說選》，頁263、265。
《在亞爾培路二號———一個人和他的記憶》，《賈植芳小說選》，頁163、168、226、161、162、216、225。小說還寫了這樣一個細節：中秋節的晚上，大家聚攏在一起想象未來，甚至有這樣的約定：“五年以內，中國終該是一個好中國了吧？所以我想，今晚我們在場的難友，不妨同意一下，五年以後的今天晚上八點鍾，隻要是我們在場的人，都各自去外灘公園相聚，最好帶著自己的老婆孩子，我們像今天這樣歡聚一堂……”
值和存在的意義，它是一眼永遠不會枯竭的井泉。”從1948年到1975年，這確實是一段令人感慨的曆史：“人類史前史”並沒有如當年這些獄中的受難者、革命者期待的那樣從此結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續下來，並給他們帶來了新的磨難。但更重要的是，賈植芳和他那一代人，並沒有被對他們來說本是過於沉重與殘酷的“曆史的回憶”所壓倒，在劫後餘生中依然頑強地追求人的價值、責任與存在的意義。他如此鄭重地將自己的小說命名為“人類史前時期的風俗畫、謔畫”，即是要表明自己的兩個不變：對“人類史前時期”的種種人的醜惡、墮落，及其人生哲學、道德原則的批判立場不變，對“結束人類史前時期，開始真正的人的曆史”的理想與期待不變。而且在重編《賈植芳小說選》的1983年，中國剛剛經曆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似乎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賈植芳重申“我永遠是一個曆史的樂觀主義者”也就似乎有了某種現實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