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重編，到21世紀初我們今天的重讀，曆史又過去了二十年。而我們從這些寫於“人類史前時期”的40年代的小說中，讀到了現實性時，卻感到了驚異、難堪與震撼。賈植芳筆下的那些人物身上的人的悲哀、人的價值的失落、人的醜惡與墮落，今天恐怕是變本加厲了；而賈植芳以至法朗士所尖銳批判的那些道德原則、人生哲學，今天更是甚囂塵上；更為可怕的是，賈植芳視為“人的證據”的、進行著“人的鬥爭”，並作出了最大的犧牲的革命者，他們的生命價值卻受到了懷疑，甚至被潑上了汙水。這都是我們今天必須麵對的殘酷的現實。
也許我們今天更應該思考的是，應該如何看待胡風、賈植芳那一代人“永遠結束人類史前史，開始真正的人類曆史”的理想與追求。這個理想與追求其實也是屬於魯迅的。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值”，中國的曆史也就永遠走不出“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他因此而期待“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第三樣的時代”，並認為“創造”這樣的中國曆史的新時代應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胡風與賈植芳在討論“結束人類史前時期”理想時，大概也會想到魯迅的“第三樣的時代”的理想。
《歌聲》，《賈植芳小說選》，頁255、256、259、262。
《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墳》，頁212、213。
經過一個世紀的奮鬥與曲折，我們在麵對“史前時期”仍未結束的現實，因而感到這樣的理想的召喚“依然有力”的同時，也越來越認識到這樣的理想與追求的“烏托邦”性，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存在於彼岸的價值理想目標，此岸世界應該而且可以逐漸趨近於它，卻不可能完全到達，得到純粹的實現。從另一方麵說，此岸現實世界裏，人的真、善、美與人的假、惡、醜，人的向上與墮落，總是彼此相生相搏的；在健全的社會裏，前者得到不斷的發揚、擴大，後者則受到抑製並呈不斷縮小趨勢，當出現了相反的趨勢時，這個社會就出現了問題。
賈植芳這一代人始終堅持批判的“人類的史前期”其實就是一個假、惡、醜占據了主導地位的社會，他們的批判因此取得了一種合理性與正義性；而他們所追求的“真正的人的曆史”則是一個彼岸的理想。人的真實努力與奮鬥，可以使真、善、美與假、惡、醜之間的消長、起伏朝良性方麵發展，卻不能在現實世界完全消滅假、惡、醜，實現社會的所謂純潔化與完美化；相反，卻要警惕在追求“純粹、完美”的旗幟下，讓假、惡、醜得到惡性的發展：這是在中國曾經發生過的、20世紀的最大悲劇，是不應該忘記的。
但我們能不能因為不能完全消滅假、惡、醜，甚至在一定時期假、惡、醜在社會生活中還占據主導地位，而走向認同與屈從於現實的市儈主義呢？當年“子固”（前述《剩餘價值論》的主人公）身上所發生的“由理想主義（理想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烏托邦主義）走向市儈主義”的悲喜劇難道也是一種必然嗎？這也涉及到同一篇小說中所提到的要不要傾聽前麵“呼喚的聲音”的問題，子固就是拒絕傾聽這“呼喚的聲音”而走向墮落的，但他聽到這聲音時，還能感到“惶惑”以至“顫栗”，說明人的良知還未完全泯滅。這個問題，也是魯迅在《過客》裏提出來的。在他看來，無論現實如何黑暗，必須傾聽“前麵的聲音”，努力往前走，向上走，這是生命的絕對命令。人之為人，就不能沒有精神的、理想的追求，也包括對彼岸烏托邦世界的向往與追求。
賈植芳先生正是以他的小說創作與九十年不間歇的人生奮鬥，給我們樹立了一個“人”的標尺：永遠不放棄對人的醜惡與墮落的批判，永遠不放棄對真、善、美的人性理想的追求。今天重讀《賈植芳小說選》，最吸引我們的，也正是這樣的穿透紙背的人性魅力與人格力量。
早就聽說上海的朋友要為賈植芳先生慶祝九十大壽，賈先生也是我心儀的前輩學者，而研究先生40年代的小說更是我長達十年之久的一個心願，現在終於寫出，並以此為先生祝壽。在前幾天為巴金先生百年誕辰所寫的一篇文章裏，我這樣寫道：“巴金老人仍和我們一起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事實確實能給人以溫暖。這個越來越險惡、越來越讓人難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像他這樣的人了。”這其實也是我對賈先生這樣的越經磨難而越顯真純的老人的感情。
老人們對我的意義還在於迫使我思考人生選擇、價值與存在意義等根本問題，這篇文章其實也是這類逼問的產物，就為這，我也應該向賈先生表示我的最大敬意和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