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27—28日，30日—11月1日上午寫畢44中國現代文學史論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紀念田仲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我們今天在這裏聚會，緬懷田仲濟先生對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的貢獻。我以為，先生的貢獻主要在三個方麵。
（一）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雜文家田仲濟先生首先是現代文學史，特別是抗戰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雜文家。
我注意到，先生在其所著《中國抗戰文藝史》中，論及抗戰時期的雜文創作時，以史家之筆這樣寫道：其代表作家，“有唐、徐懋庸、聶紺弩、宋雲彬、田仲濟、丁易、秦似等”。這一判斷，經過曆史的檢驗，已基本上成為學術界的一個共識，田先生雜文創作的曆史地位也由此而確立，無須再多作論證了。我想補充的是，田仲濟先生同時還是一位重要的雜文理論家。他在1942年的專著《雜文的藝術和修養》（收《田仲濟文集》第3卷）裏，就特地提到：“雜文這一名詞，已漸漸由為人輕蔑而轉為被人注意了”，“但關於這一部門的理論卻幾乎還‘絕無僅有’”，可見他是有著從事雜文理論建設的高度自覺的。今天重讀田先生這部開創之作，仍很受啟發。我以為田先生的雜文觀有三點很值得注意，並有助於我們對田先生自己的雜文創作的理解。
首先是他強調雜文“正麵短兵相接的戰鬥性”，特別是他提出，雜文是雜文家（他以高爾基為例）“‘用一個公民的資格’來對社會所說的話，也是為他自己的理想而戰鬥的戰績”（《高爾基的社會論文》，收《文集》第3卷）。田先生這裏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45強調的是雜文所具有的現代“公民”言說的特質，我理解這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說，借用魯迅的概念，也就是“精神界之戰士”的言說。田先生之所以首先選擇雜文創作，所看重的正是雜文這樣的言說特質。可以說，這是他終於找到的對社會發言的最好形式。從另一個角度說，田先生的雜文的內在魅力也正源於他的“現代公民”、“公共知識分子”、“精神界之戰士”
的精神魅力。我在14年前寫《真的人和真的雜文———讀〈田仲濟雜文集〉所引起的思考》（文收《壓在心上的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時，就為其從“奴隸狀態”中掙紮而出的獨立人格，“博大而仁愛的胸襟”，“沒有半點道學家氣”
的“對人性的矛盾，包括人性弱點的深切理解”所震撼；現在，我終於明白：這樣的人與文的魅力是由田仲濟先生及他那一代人，作為“一個勇猛的社會的戰士而存在”（《唐及其〈投影集〉》，收《文集》第3卷）的生命存在方式所決定的；他和他們的雜文，就是這樣的生命存在的一種外在的文學表現。
其次，田先生也非常重視雜文形式本身的特點，他反複強調的是“雜文思維”，以為這是雜文的特質所在：雜文家總是“以如炬的目光，把每個問題都看到內層，不為表皮的形象所欺騙；每件事情，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雜文的作者卻注意到”：雜文家的“獨到的見解”，“不是奇異而是從平常事物中看出來的，大家都忽略了的真理。一說出便使人人覺著是至情至理。在未經指出前，卻大家習於平日的看法，拘於傳統的觀念，都忽略了，誰也不注意，誰也不詳察”
（《略論雜文的特質》，收《文集》第3卷）。在我看來，田先生的雜文之所以在抗戰時期脫穎而出，也正有賴於他在“雜文思維”上的自覺追求。在前述文章裏，我也是在幾篇雜文的細讀中發現了先生作為“雜文家”所“特有的思想穿透力”，因而“能夠探微發隱，從表麵看到內底，從正麵看出反麵（即田先生所說從‘美麗的傳統’背後看見‘血淋淋的故事’），揭示出被有意無意遮蔽著的事物的真相或另一麵”。這都是為“僵硬的、絕對的直線思維”所束縛的作者所難以達到的真正的“雜文境界”。
田仲濟先生對雜文形式也有很高的要求。他說：“雜文形式上的特質是雋冷和挺峭，這是配合了它的內容而產生的形式。這種雋冷的字句，挺峭的風格的形式，是那末自然，絲毫沒有刻畫的痕跡，格式又是那麼多樣的，且靈活而自如。”（《略論雜文的特質》）這也是我讀田先生的雜文最為傾心之處：在這“自然”、“自如”、“靈活”、“多樣”裏，正充盈著一種自由感：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自46中國現代文學史論由與文體的自由。
這正是田仲濟先生的雜文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這是“真的雜文”，因為它是由“真的人”所創造的。但我由此而想到的問題卻是：“為什麼田仲濟先生那一代有雜文，而我們這一代則無？”這其實是我的那篇文章的原題，也是我在座談會上講話的題目，是我最想講的話：我們這一代人已經被徹底改造了，“我們的內心世界變得如此地狹窄，猥瑣，麻木和僵化”，沒有了“真的人”，哪裏來“真的雜文”？這也是我讀田先生的雜文受到心靈震撼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