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重讀，我又有了新的震撼：田先生晚年在為自己的雜文集寫的“後序”
（收《文集》第2卷）裏，回顧一生和雜文的關係，竟然用了“糾纏”一詞。先生談到，40年代雜文寫得最多，卻不想“惹起了不少的麻煩”，“有的說揭了他隱私，更有的說誣陷了他，還有的說損害了他的名譽了。有的罵街，有的到處告狀”，等等。50年代以後，是所謂“明朗的天”了，卻沒有想到一篇《雅量》卻引來彌天大罪：“為反黨的彭德懷鳴不平，攻擊偉大的領袖毛澤東”，如一把劍高懸頭頂，直到“文革”結束。雜文寫作就這樣和田先生的生命和人生命運發生了如此的糾纏，這確有驚心動魄之處，但我們也因此懂得了田仲濟先生對雜文的情有獨鍾，或者說，雜文對於田先生的人生與學術的意義。
這就說到了田先生與雜文的另一層關係：他不僅如前所說，是雜文的寫作者，雜文理論的創建者之一，而且還是現代雜文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這樣，田先生在中國現代雜文史上，就占據了一個特殊的地位：他既直接參與了中國現代雜文的創造，現代雜文運動的推動，同時又是雜文史的研究者。而如樊駿先生所說，這恰恰是“現代中國相當普遍的文化現象”。我們很容易就由田仲濟先生而聯想起唐先生、陳瘦竹先生、賈植芳先生等我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前輩，他們都曾主要是作家（雜文家，散文家，小說家，劇作家），以後才走上研究之路。“兼作家與學者於一身，綜合理論探討和曆史考察於一體，美學分析和社會透視並重”，就成為他們的“顯著特點和突出優勢”（樊駿：《陳瘦竹對於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應該說，這樣的特點與優勢在田仲濟先生這裏也是表現得十分充分的。
我們實際上已經討論到了田先生的學術貢獻———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47（二）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田仲濟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性貢獻，在我看來，主要在兩個方麵。
人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田先生寫於1946年，並以“藍海”的筆名發表、出版的《中國抗戰文藝史》。這已經成為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的經典著作，特別是研究抗戰文學史必讀的入門書。我在9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四十年代文學研究時，也是從研讀這本書開始的。這本書寫在抗戰後的第二年，也就是說，這是對剛剛結束的曆史的一個曆史的敘述與總結，這是“當代人寫當代史”。這是需要膽識的。或許因為缺少曆史的距離而造成某些局限，但其價值也恰恰在這裏：因此保留了曆史原汁原味的新鮮感、生命感，曆史具體形態的精微之處的特殊感悟與把握，這都是後來者單憑曆史典籍的閱讀所難以達到的；或許更重要的是，這樣的研究，是必然從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曆史經驗事實出發的，它的曆史總結、概括，以至它的曆史敘述的結構、方式，都建立在經驗事實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從書本、概念、理論、意識形態出發，把曆史事實強納入某一既定理論框架、意識形態之內，而後者正是許多從書本到書本的研究者極容易落入的陷阱。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有些看起來既有完備的理論體係、嚴整的結構，也不缺乏曆史材料的著作，反而有“失真”之感的原因所在。田先生在《中國抗戰文藝史》的“後記”中把避免“失真”作為他的努力目標，說明他是自覺地從曆史事實出發，忠實於自己的真實感受，力圖保存曆史的真實麵貌的。我們今天讀田先生的這本寫在曆史當時的文學史著作，感受最深的，最有興趣的，也是這一點。
剛才楊義先生在發言中談到，本書的曆史敘述，是從“通俗文藝與新型文藝”、“報告文學”談起，再說“小說”、“戲劇”、“詩歌”的，這和通常的以雅文學為主，至多順便談及通俗文學的敘述是很不一樣的，和“先小說、詩歌，後散文、戲劇”
的敘述次序也很不一樣，原因就在於田先生關注的，是抗戰文藝的“事實是怎樣的”，而無雅俗之分的偏見，更不為文學教科書通常有的文體等級觀念所支配。
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田先生對通俗文學的強調，對報告文學這樣的新型文藝形式的重視，都是抓住了抗戰文藝的特點的。
直到晚年，田先生談及抗戰文學時，也還是這樣提出問題：“抗戰給了文學些什麼”（《關於抗戰文學的思考》，收《文集》第3卷），這可以說是田先生研究抗戰文學的著力點，也是最能給今天的研究者以啟發的。他首先強調，戰爭大大加強了現代文學的“時代性”，即文學與時代的血肉聯係，使得抗戰文學具有“時代的紀念碑”的特性，並且由此而加深了對新文藝的認識：它“確確實實是生長在我們中國自己土壤中的，而不是如一些人所說的，是從外國庭苑裏移植來的花草”。其次，田先生特別重視抗戰文學“促進民族內部改造”的作用與功能，強調“隻有通過這個內部的改造過程，人民大眾底覺醒和成長過程，才能夠得到對外抗戰的民族力量的成長”。其三，在田先生看來，抗戰文藝對新文藝發展的最大貢獻，是“戰爭把文藝由亭子間，由文化中心的都市中帶到了廣闊而自由的天地中”，不但促進了地方文藝的發展，形成了文化發展的多中心，而且大大加強了新文藝與中國普通民眾的聯係，開始出現了民眾對文藝的參與，並由此形成了中國文藝理論的特殊命題，如“提高與普及”、“中國化與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