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其四，田先生還反複強調了“民主與文藝”的關係問題，在他看來，這是抗戰文藝發展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民主，一切文藝都會枯萎而死。”因此，他專門立題討論1944年以後大後方“民主運動的高揚”（這恰恰是今天的許多抗戰文藝敘述所忽略的），把“民主與文藝”列為抗戰“文藝理論的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並且強調“在中國近代史上，像今天這樣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強烈地，一致地要求政治上的民主和自由，是空前的”———田仲濟先生以此語結束他的《中國抗戰文藝史》的曆史敘述，自是意味深長：既是對曆史經驗的基本總結，也是對現實中國問題的一個回應，同時更是他對未來中國文學發展的一個期待。盡管以後的曆史走了一條田先生和他的同代人都沒有預計到的遠為曲折的路，但當年的呼喚已經經過了曆史的檢驗而永遠給後來者以啟迪。這也是他的這部曆史著作的生命力所在。
這裏，我還要單獨提出討論的，是田仲濟先生對抗戰文藝的觀照，有一個特殊的側重點，即抗戰文學適應戰爭動員的需要所創造的新文體。據田先生晚年的回憶，他在準備《中國抗戰文藝史》的寫作，收集資料時，最初接觸到的，是“迎麵而來的許許多多短小活潑的反映抗戰新生活的文章，有的是早已有的形式，如報告、速寫、剪影、素描———也有罕見的新的形式，如活報劇、演講稿等，數量都很多，反映了抗戰開始後，豐富、緊張而又熱氣騰騰的生活”。他因此而改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49變寫作計劃，“先著手收集文藝的新的樣式”，並經整理分析，寫出了《新型文藝教程》一書（1940年出版，收《文集》第4卷）。對文體新樣式新創造的這種敏感與熱情，在我看來，這是最能顯示田仲濟先生作為文藝理論家與文學史家的眼光與素質的，而且，如前文所說，是表現了他沒有任何文體等級意識的胸襟的。
正是這一點，構成了他的《中國抗戰文藝史》的最大特色，不僅以文體敘述為全書的主要內容，並以“通俗文藝與新型文藝”作為敘述的開端，而且單獨列章討論“長足進展的報告文學”，在“戲劇的高潮”一章裏，也是將話劇創作與“平劇的改編與重寫”、“新歌劇的萌芽”一起進行討論。這樣的文學史研究中的文體意識，而且是開放的文體意識，對今天的研究也許是特別有啟示意義的。
對文體發展的持續關注，這實際上構成了田仲濟先生的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大特色與亮點。因此，就有了田先生的第二個方麵的貢獻：他不僅是抗戰文藝史研究的開拓者，而且是現代雜文史與報告文學史研究的開創者之一。田先生對雜文史的關注與研究，我們在前麵已有討論。這裏要說的是，田先生對報告文學史的研究，前後延續了大半個世紀：40年代，他在《中國抗戰文藝史》中對報告文學的專章討論，奠定了研究基礎；60年代，他主持編選《特寫報告選集》，所寫的長篇序言《特寫報告發展的一個輪廓》（收《文集》第3卷），可以視為對報告文學發展史的一次完整敘述與總結；80年代，他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叢書》第一輯第一分冊的主編，寫了長篇序言《我國報告文學曆史發展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收《文集》第3卷，第2卷）；90年代，他又主持《〈中國新文藝大係·1937—1949散文、雜文集〉》的編選，並寫“序言”和“後記”（收《文集》第2卷），對報告文學史的史實作了更精細的考釋，對中國報告文學的特質，作了更深入的闡釋。這樣的幾十年如一日的關注，不僅令人感動，更引人深思。這樣的關注顯然是以他的獨特的“報告文學觀”為支撐的。他在有關論述中反複強調兩點：一是“迅速而比較直接地反映社會和政治問題”，是“特寫報告突出的特點”，它的“實際力量在於全麵地拒絕（對）現實的逃避”；二是報告文學“是一種新的文學，年輕的文學”，它是“從其他文學形式蛻變成功的：是新聞通訊滲入了形象化的表現方法；是散文滲入了新聞性和戰鬥性；是小說限製在了真人真事上”（《特寫報告發展的一個輪廓》，收《文集》第3卷）。這裏，對現實的關懷和參與，以及文學形式的創新，如前所說，都是田先生的文學觀念、學術思想的核心理念；和對雜文的關注一樣，田先生對報告文學的巨大熱情，同樣是出於對50中國現代文學史論自己的基本理念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