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要討論的是田仲濟先生的治學方法。他在《中國抗戰文藝史》的“後記”裏，有過清楚的表白，主要有二：一是“抗戰文藝史資料最容易失散”，“寫這本小冊子的目的便是企圖彌補一部分缺陷，保存一部分史料，使它不至於全部失散”；二是為了“不至失真，在寫作時，我力避發抒自己的主張，盡量引用了各家的意見。我想，使它不陷於偏頗，這麼做是對的”（收《文集》第3卷）。這樣，以史料的收集、爬梳為研究的基礎，一切從史料出發，不但“論從史出”，而且力避立論的主觀性，強調史料的翔實、可靠與論證的客觀：這就構成了田仲濟先生的基本治學追求。可見田先生是把他對現代文學的考察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的，從而獲得了某種科學性的品格。而且我們注意到，不僅是田仲濟先生，而且李何林先生、王瑤先生、唐先生，幾乎所有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前輩，盡管治學風格各不相同，但都無一例外地將史料工作置於特殊的重要地位，視為整個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基礎。這當然不是偶然的。特別有意思的是，前輩們在談到現代文學研究的史料工作時，也一致強調查閱原始期刊的重要。據田仲濟先生介紹，他們在60年代編選《特寫報告選集》時，為了“盡可能全麵地從原始材料中整理出特寫報告發展的一個輪廓”，就翻閱了能夠找到的一百多種雜誌和報紙，但仍然有未盡其全的遺憾（《特寫報告發展的一個輪廓———〈特寫報告選集〉編輯工作的一點感受》，收《文集》第3卷）。我想，這大概是現代文學的傳播方式所決定的：相當多的作品都是首先發表於期刊，以後再編輯成書而流傳的，這樣，報刊就較多地保留了文學生產與流通的原生形態，必然成為研究的基礎。而田先生自身就有豐富的報刊編輯工作的經驗，在這方麵，大概有更為深切的體會吧。
對史料工作的重視，也集中體現了田仲濟先生這一代學人嚴謹的學風。這次我在閱讀先生《文集》時，印象最為深刻，甚至可以說受到震動的是這樣一件事：先生在1962年編選《特寫報告選集》查閱原始報刊時，發現自己寫於1946年的《中國抗戰文藝史》，由於沒有機會接觸到原始報刊，發生了一個判斷的錯誤和一處史料的訛誤，後來的研究者也就以訛傳訛，把錯誤延續下來。田先生當即寫了文章予以更正。18年後的1980年，田先生仍為自己的失誤“貽害甚大”而“耿耿於懷”，特地在所寫的序言裏再次公開檢討，更正（《我國報告文學曆史發展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收《文集》第3卷）。這在田先生的學術生涯中，有承擔的一代學人，有承擔的學術51或許隻是一個細節，但細節裏自有大傳統，細節中最見風範。
（三）傑出的文學教育家，學科組織者，學術帶頭人田仲濟先生曾有過這樣的自述：“我的主要業務是教書，寫作是我的副業，或者說是我的業餘工作。我的一生可說是作為職業教師的一生”（《田仲濟序跋集·後序》，收《文集》第2卷），足見教育工作在田先生的一生事業中，特別是在他的自我認同上的特殊地位。就我們現代文學學科建設而言，田先生和他們那一代學者在學科人才的培養、學科組織工作上的貢獻更是怎麼估價都不為過的。這自然是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與大學教育的密切關係這一曆史特點相聯係的。我們知道，正是朱自清先生那一代人首先嚐試在大學開設新文學課程，而為現代文學學科奠定了基礎。而將“現代文學史”正式列入國家大學中文係課程計劃，從而使整個學科得以建立，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而田仲濟先生他們那一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擔當起了現代文學教學工作和學科建設的重任，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這個學科正是在這一代人手中創建的。
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裏緬懷田仲濟先生，不能不同時想起學科創建者的這一代人。此刻在我的眼前浮現出的，正是他們的健在或遠去的身影：王瑤，唐，王景山（北京），李何林（天津，北京），賈植芳，錢穀融（上海），田仲濟，孫昌熙，劉泮溪，薛綏之（山東），陳瘦竹，吳奔星（江蘇），任訪秋（河南），單演義（陝西），劉綬鬆（武漢），華忱之（四川），陳則光，吳宏聰（廣東），孫中田（東北），等等。隻要列舉出這樣一個名單，就可以看出，我們這個學科，我們這支研究隊伍，今天所具有的規模、格局，正是這一代人所奠定的。更重要的是，這一代人所創造的學術傳統、學術精神，更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對於這一代學人，樊駿先生有一個非常精當的判斷和概括，他說，他們是直接繼承了魯迅傳統的“新型的文化學術群體”，“其特點是：把自己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專業工作，視為推動社會進步、民族解放的組成部分，沒有把前者遊離於後者之外，而且自覺地以此（學術研究）作為自己服務於國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學術觀點和政治傾向上，是進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學者和戰士的雙重身52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份。奠基於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為一門顯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總體上分明具有這個群體的顯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樊駿先生舉出的代表人物，就有李何林、王瑤、唐和田仲濟先生。（《中國現代文學論集·論文學史家王瑤》）如我們在前麵所討論的，田仲濟先生的一生的事業，涉及多個領域：他辦報，編書，組織革命文學社團，從事實際革命文化活動；他將文學創作、文藝理論探討、文學史研究、文學教育集為一體，同時兼具編輯、作家、學者、教師、社會活動家的多重身份。他自由地馳騁在大時代的廣闊天地裏，“以一個社會戰士的資格”，為國家、民族，以及人類，“戰鬥”不息。———他在自己的代表作《中國抗戰文藝史》裏，開宗明義：“凡是具有正義感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為了人類。這理由是簡單的，就是因為我們是人，除了為了人類以外，是不應該有任何道德標準的。”（收《文集》第3卷）重要的是，他把這樣的信念貫徹於一生的實踐中，他首先是“人”，理想高遠，胸襟開闊，堂堂正正的“真人”，他是以這樣的“真人”精神去從事他的創作與研究的；“人”與“文”的統一，正是田仲濟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最顯著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