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還有一個特點，它本來就是在北大的講稿，是先講課，再把講稿整理才成書的，它從一開始就是有學生介入的。所以你如果注意我的《心靈的探尋》，會發現這本書裏引用了很多學生的話，反倒很少引用名人的話。與其說是我自己在講，不如說是我在和學生的交流、撞擊之中一起來完成的。所以這也構成我研究的一個特點：就是一麵和魯迅對話，一麵和當代青年對話。我把自己的位置從一開始就定成是做當代青年和魯迅之間的橋梁，像我在第一本書的前言中說的，最理解魯迅的是當代青年。這裏也有一個大的時代背景，80年代有兩個響亮的口號，一個是“回到五四”，還有一個“回到魯迅”，在經過“文革”
以後回到了“五四”啟蒙主義傳統；而我們的老師又正好是“五四”啟蒙主義傳統的繼承人，所以那個時候無論是老師、研究生還是本科的學生，80年代的學生和今天是不一樣的，我們有一個共同的、非常強烈的“五四”情結，非常強烈的魯迅情結。所以我的課堂上講魯迅的時候，跟學生有極強烈的共鳴。那個時候講著講著學生就哭起來了，跟現在上課是完全不一樣的，都非常投入。所以《心靈的探尋》某種程度上是和學生交流的產物，而我的幾乎所有的學術著作背後都有青年學生在裏麵，包括後來的《與魯迅相遇》。和當代青年的精神聯係，是我的思想發展和學術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強大動力，我是很自覺地從不同時期的當代青年那裏吸取精神資源的。
國：關注您研究的人大概都不會否認，文學史寫作的探索是您整個研究生涯中都不曾停止的課題。無論是早年與人合著文學史著作（《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略》），還是後來嚐試文學史寫作的新範式（《1948：天地玄黃》），甚至到2000年左右，仍然出版《反觀與重構：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您似乎有一種文學史情結，這背後的動力是什麼？麵對當下文學史寫作泛濫，文學史成為爭奪學術資源工具這樣的現象，您的看法又是什麼？
錢：首先我要感謝你提這個問題，因為現在人們對我的關注就好像你說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論一個是比較關注我的社會活動方麵，對學術關注不夠；而對我的學術研究，比較關注對魯迅周作人的研究。我自己覺得有點遺憾，為什麼呢？因為我是真正醉心於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方麵，“史”的研究在中國有傳統，雖然“文學史”是西方傳來的，但在中國史學研究中是最發達的；另外，它跟現實的關係，雖然不像文學評論那樣直接介入當代的文學創作，其實是有強烈的現實關懷的，我們從來就有“以史為鑒”的傳統，用我的導師王瑤先生的話來說，就是“讓曆史告訴未來”。我把自己的任務定位為作曆史的經驗總結，這個經驗對當代社會有非常大的意義。選擇文學史研究，也和我的興趣、知識結構有關。現代文學研究界有許多朋友都是著重於某一文體、某一作家的研究，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如詩歌研究專家，戲劇研究專家，沈從文研究專家，茅盾研究專家，等等，我的興趣則很廣泛，我對各類文體，各樣風格、流派的作家都比較熟悉，而且也都有自己的看法，這就有利於結構各種關係，發現不同文體、不同流派的作家之間的複雜聯係。這是適合作文學史的研究的：即使作作家研究、文體研究，也會有文學史的整體觀照的眼光。
我對文學史的觀照，又偏向思想和心靈的角度，所以我的文學史研究帶有很強的精神史的味道。我真正感興趣的是知識分子精神史，無論研究魯迅、周作人還是曹禺，都是著眼於心靈史。為什麼選擇作家呢？因為作家最豐富、最複雜，而文學的意義又在於文學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人的精神狀態、麵貌比他公開言說出來的東西要複雜得多，所以從文學的角度選擇文學家來作一種精神史研究，我認為是一個極佳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