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史研究還有很強的生命意識，著眼點是人（作家）的生命史。比如我的曹禺研究，劃分出“生命三部曲”，我在尋找一種戲劇形式的蟬變和生命流程之間的契合點，從戲劇形式入手，但最後揭示出來的是生命史。《周作人傳》也是，也有很強的生命意識。雖然從表麵上看，我沒有寫過魯迅傳，但我的書合起來實際上就是一部魯迅傳———魯迅生命史。這就是文學的特點，文學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呈現，既是作家自身生命存在的呈現，又是他所描寫的人物的生命呈現。這樣一種複雜的生命狀態是一般的曆史所不能表達的。我曾經批評過某些曆史研究，我說我們現在的曆史研究有幾個問題：注意曆史事件而不注意曆史當中的人；注意曆史上的大人物而不注意小人物；即使注意人的話，也隻注意人的行為而不注意他的心靈。人、生命、心靈是我追求的核心，是通過文生命意識燭照下的文學史書寫學史的觀照來達到這樣一個認識的。這種研究是有很強的主體介入的，所以自己的心靈史在裏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呈現。
我退休以後的研究，有一個很大的轉向：從文學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而且是當代的民間思想史。在我看來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是正史上的中國，還有一個民間的中國。而這個民間的中國在我們的曆史敘述中是被嚴重地遮蔽了，是一個禁區。我這些年的民間思想史研究是從研究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的，去年出了一本關於反右運動的書，接下來就是研究“文革”，再下來就是研究80年代的中國，我研究的全部是被遮蔽的中國，具有反抗遺忘的意味。
而從文學史轉向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內在的必然性的。我在進行文學史研究的時候，是非常注重思想的，我不滿足於對曆史的一般的描述，而想從曆史的研究中探討一些更深的思想命題，甚至我還有一個野心就是將來要作理論的概括。本來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就是理論的創造，你給社會提供一種新的價值、新的理想或者新的批判武器，這是知識分子的最高職能。從曆史中總結出某些思想的問題，這是我更深層次的追求。懷抱著這樣的追求，到一定階段，單純的文學史研究就不能滿足了，必須發展到直接研究思想史，而且是有思想的思想史。
這樣的轉向還有社會的、心理的動因。就是退休後突然發現自己老了，那種“曆史幸存者”的感覺特別強烈，就想對自己親曆的曆史，作一番清理，既是對社會、時代的一個交代，更是對自己一生作一個交代，就是我們這一代人喜歡說的，要明明白白、清清爽爽地去見上帝。
但說是轉向也不盡然，因為我是用文學研究的方式去進行思想史的研究的：依然是著重當代思想史上的典型事件、典型人物的個案研究，而且切入點也是曆史事件中的心靈反應、生命流程，所用的方式，還是注重細節的描述，追求現場感，依然有主體投入。這都不同於正規的思想史的研究路子，是野路子，卻非常適合我。
國：我還注意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您的這些“向內轉”的文學史著作在敘述形式上都是獨具匠心的。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範式，這背後是否有更深層的文學史哲學思考在裏麵？
錢：“文學史形式研究”是我一貫高度自覺的追求，幾乎每一個研究都希望在方法論上有突破，就是我要找到一種合適的研究模式、研究方法。這些書總的基本方法就是受王瑤先生影響的“典型現象”研究，但像你說的每本都不一樣。比如說《心靈的探尋》，它是抓住了《野草》裏麵提出的幾個命題，分成幾個篇“心靈篇”、“情感篇”、“藝術篇”等等，它是由內到外地來揭示魯迅的心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