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道德和信仰由上帝管，人之心是開放的、充實的、健康的；由政府管，則是萎縮的、虛偽的、不健康的。
20世紀西方神學的政治關懷
神學家本不應該關心人類的政治事務。西方人早就有這樣的諺語：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凱撒的事情凱撒管。此諺語既可視為現象的描述，亦可看作一種社會規則。就前者而言，乃是基督教自產生之日起，對於世俗的政治事務就不大關心，更不幹預各國的政治實踐。就後者而言，乃是要求宗教遠離世俗政治，以免由於教會的幹預，世俗政治染上神學的色彩。
然而到了20世紀，西方的神學家紛紛轉向政治領域。他們不是對具體的政治行為的批評，更不是躋身政界，為自己謀取某種官位，而是從學理上對現代極權主義的批判。因而，他們的學術思想之興奮點，大多放在曆史哲學與政治哲學方麵。這在巴特、蒂裏希、布爾特曼、漢斯·昆、尼布爾、別爾嘉耶夫等人身上，體現得尤為充分。
西方神學已經有了兩千餘年的曆史，而人類政治的曆史更為古老，為何隻是到了20世紀，神學家們才會把思想的重點放在政治領域呢？
原因在於：(1)由於現代科學的發展，傳統的神學受到嚴峻的挑戰，神學家們再也不能按照本體論的思路求證上帝，而必須麵向人類的生活世界，回答當今人類所麵臨的諸多難題。而政治既是人類生活世界中的重要內容，且同樣麵臨著危機與危難。(2)20世紀在人類政治領域，出現了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荒唐與殘暴，作為以關心人類命運為職誌的神學家必須對之作出回應，以肅清現代極權主義的思想毒菌。
所謂現代極權主義，或曰20世紀人類政治的荒唐與殘暴，在神學家們看來，主要的便是納粹德國的希特勒主義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這兩種“主義”，在我們今天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當然不是一回事。然而在神學家們的眼裏，大致上無甚區別。其共同點是：(1)領袖崇拜，且把領袖奉為神一樣的人物；(2)意識形態官方化，且將其作為禁錮人們思想的精神牢籠；(3)社會理想的烏托邦性質，即將一種純係主觀構想的社會藍圖作為人們為之奮鬥和為之犧牲的目標；(4)借用人們的宗教情感而為荒唐的政治服務，同時將人們煽動得如醉如癡，如癲如狂；(5)在自由民主的大旗下，人們毫無人身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6)社會理想雖為高遠，但其政治實踐則是向傳統的專製主義政治的回歸，或者說，理想是向前的，結果卻是倒退的。
而且在他們看來，這二者相比較，又以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危害最大。希特勒主義雖然同樣有上述特點，且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但其思想的成熟度和影響力遠遠不及斯大林主義，因而其肅清的難度也就小得多。也可以說，盡管在他們的著述中，這二者往往相提並論，但其批判的鋒芒則主要在斯大林主義，而不是希特勒主義。
這裏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他們看來，斯大林主義不僅思想體係精微，而且同基督教的學說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確切說是在誤解基督教之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此種“主義”既具有基督教的理論魅力，同時也是對基督教之精神的根本背離。作為神學家，其職誌便是捍衛上帝的原則，或者說不允許有人通過偷換上帝的原則而危害人類。正惟如此，他們才由上帝的領域而轉向凱撒的領域，由對人類心性的關懷而轉向對社會政治的理論思考。這樣做，既是對上帝原則的捍衛，也是對人類自由的維護。
在20世紀的西方思想界，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本是較為普遍的現象。許多哲學家都在這一方麵有過理論建樹。但是比較起來，神學家們的批判卻是最能擊中要害的。因為世俗的極權主義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在偷換神學的概念和借用人們的宗教情感之基礎上而形成和流布的，那麼也就隻有從神學的角度予以批判，才能夠撥亂反正，正本清源。
現代西方的神學家關心政治理論的為數眾多，其論說的角度和觀點亦是多種多樣，我們沒有必要將其一一列舉，而且也是我這篇短文所不能勝任的，因而下麵隻能將其作為一種普遍的理論現象而予以描述。
上帝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上帝”，是神學家巴特的一句名言，亦最能體現現代神學的一般特征。
然而這樣的思想又絕非巴特等人的現代發明，如果追溯起來，可以從康德乃至帕斯卡爾說起。康德的批判哲學在認識論上為人類同上帝之間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上帝屬於自在之物，是人的知識所不及的。帕斯卡爾的說法更為直接：上帝不是哲學家的，而是信眾的，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因為“感受到上帝的乃是人心，而非理智”。
可是長時期以來，帕斯卡爾的思想湮沒不彰，康德的哲學亦很少用之於對神學問題的解答，故人們始終是以哲學或科學的思維思考上帝問題的，或以自然主義的眼光論說上帝的存在方式，或以人本主義的立場而闡發宗教的本質。前者以笛卡爾為代表，後者以費爾巴哈為典型。
自然主義的上帝觀將上帝自然化、哲學化，視之為世界的最後原因和最高法則，一如牛頓的“第一推力”和萊布尼茨的“最大的單子”在此種觀念裏，上帝並不神聖，而且可以認識就像認識自然之規律一樣。
人本主義的上帝觀以人為本位，以人的現實性理解上帝的神秘性，認為上帝之本質乃是人之本質的異化，是人的現實性關懷的產物，根在塵世。按照這一理論，上帝同樣不是神聖的，認識了社會也就認識了上帝。
這兩種上帝觀的共同特點是，剝去了上帝神秘的麵紗，使之站在理性的法庭上，接受哲學和科學的拷問和批判，其結果是：(1)無神論成為人類思想的主流，上帝成了眾矢之的；(2)人們的精神世界愈來愈荒涼，信仰的世界發生了根本的危機；(3)人類取上帝的位置而代之，並由之而演出了一幕接一幕的曆史荒誕劇。
在現代神學家看來，20世紀極權主義的盛行及其給人類帶來的災難，皆是因於對上帝的錯誤理解。具體言之即是：
（一）人是有限的存在。作為有限的存在，其同無限之世界的關係，則不是空間意義上的“距離”二字所能說明的。他欲認識世界，隻有通過上帝這一中介。上帝的絕對性決定了人認識世界的可能性。近代科學就是在這樣一種信仰的背景中發展起來的。
然而人的有限性又決定了他對上帝的認識也是有限的。上帝的絕對性使其對世界的認識成為可能，而一旦他對世界有了一定的認識，便自以為既認識了世界，也認識了上帝，並且認為無需上帝這一中介，他也是可以認識世界的。因為上帝的信仰使他認識了世界，此種關係又很容易使他產生這樣一種錯覺，即認為認識了世界，也就等於認識了上帝，同時將上帝作自然化的理解，以為上帝同他所使用的概念、範疇乃至數學公式沒有多少差別。
人的有限性所說明的本是他的渺小與無知。還可以說，正因為渺小與無知，他才有信仰上帝之必要。然而他一旦將上帝自然化，將其等同於自然法則，其渺小與無知也就隨之被狂妄自大所取代。這時候，他相信的是人的萬能，知識的萬能，而不是上帝的萬能；以為隨著知識的增長，他自己也能深入到自然的深處，了解自然的奧秘。本來，打開自然奧秘之門的鑰匙掌握在上帝的手裏，而現在，這把鑰匙卻掛在了人的腰間。
更為重要的是，上帝使人能夠認識世界，而人一旦擁有了一定的認識能力，又不可避免地把上帝當做他的認識對象，並且將其等同於自然物，搬進實驗室，放在解剖台上予以觀察和研究，得出的結論乃是：上帝不過是一個古老的謊言，是人的作品；這個世界上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上帝。
而這樣一種所謂的新型的知識論，也就是現代極權主義政治的哲學根據。
（二）在近代西方的思想史上，機械論頗為流行。此種哲學將人類事物等同於自然事物，甚至將人等同於機器。實證主義便是此種哲學的代表。
由於人能像上帝一樣知曉世界的秘密，所以人類事物也就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過去，人們普遍認為人為上帝所創造，其曆史運動之規律也隻有上帝才知道。而現在，由於對自我認知能力的過分自信，人們普遍相信，曆史同樣是可知的：從過去可以知道今天，從今天可以預測未來；上帝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人類同樣有這種能力。
上帝的理想王國在彼岸，而人類自己所要營建的理想王國隻能在此岸。這樣兩種不同性質的理想王國雖然都體現了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但結果卻大不相同：前者放射的始終是誘人的光芒，而後者卻是人類自掘的陷阱。造成這一區別之根本原因是：
(1)基督教同樣是一種曆史哲學，所謂的天國便是曆史的終極狀態，人類的整個行程都可視為問著這一終極狀態的邁進。這一曆史過程以及它的終極狀態之所以可能，乃是由於上帝的萬能；上帝的絕對性保障它在人們觀念中的真實性；隻要信仰上帝，人們便會相信天國終有到來的一天。盡管這同樣是一種烏托邦，但此種烏托邦又是人類所需要的。它是人的希望和前途所在，也是人之本質最深層的體現。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蒂裏希認為，烏托邦是“真實的”，因為它“表現了人作為深層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為一個人為了自己將來的實現而必須具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