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愛一旦被政治化，意識形態化，那麼一切罪惡的行徑也就都可以在愛的名義下進行，而且具有極大的道德欺騙性。
（三）上帝之愛乃至人類之愛，顯著的特點是它的抽象性、普遍性。愛的對象，在具體的愛的行為中，固然隻能是具體的人，但是愛的原則則又不能具體化。我們不能說何人當愛，何人不當愛；更不能說哪一部分人當愛，哪一部分人不當愛。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愛是萬能的，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上帝之愛撒滿人間，隻能說明人皆相愛，人皆有愛和被愛的權力，但並不是說人類的所有問題都要由上帝來解決。所謂“上帝的事情上帝管，愷撒的事情凱撒管”，說的大致就是這方麵的意思。
所謂“上帝的事情”，即信仰的事情，愛的事情；所謂“愷撒的事情”，即政治中的事情。也就是說，愛的有效性隻能見之於道德領域，而不能見之於政治領域。如果不是這樣，則是上帝與愷撒分工不明，相互侵權。其結果必然是，既敗壞了道德，也損害了政治。
在這裏，必須首先申明的是，上帝不管愷撒的事情，並不意味著上帝可以與政治無涉。人類政治之基點莫過於“平等”與“自由”，而這二者都是上帝賦予人類的稟性。政治是否理想，關鍵便在於是否以“平等”和“自由”為基點。正惟如此，政治領域才拒絕愛。
政治重理性，重權力製衡，重法律製度，重對個人權利的維護。它需要的不是愛，不是溫暖，而是對人性之惡的防範。它是消極的、被動的，小心翼翼的。而道德領域則不同。它是積極的、主動的、滿腔熱情的。它的支撐點便是一個“愛”字。也隻有愛，才有道德生活之可能。
問題是：政治同樣是人的事情，為何單單在這個領域拒斥愛呢？愛的滲入於政治又有何負麵影響？特別是，現代西方的神學家思考社會政治問題，為何會在一個“愛”字上麵作文章？
原因是，愛的力量雖是無窮的，但卻又是有局限的。它的有效性隻能見諸私人領域，而不能見諸公共領域；隻能體現於普世倫理，而不能體現於政治倫理（將政治倫理化本身就是不妥的）；隻能協調抽象意義上的橫麵的人際關係，而不能協調政治意義上的縱向的人際關係。尤其在國家權力同國民利益之關係問題上，愛非但無能為力，而且還會幫倒忙。
無論國家權力的秉有者如何聲明自己代表民眾的利益，也不管其聲明在多大程度上為民眾所相信，但有一個鐵的事實則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即不管國家采取什麼樣的權力分配形式，國家權力都是掌握在具體的人的手裏。霍布斯和盧梭在此問題上，就曾犯過天真的錯誤，以為人民將自己的主權交給國家，由國家代行，主權仍在人民手裏。實際上，國家權力隻要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個人的手裏，人民的主權必將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侵害。這真是人類政治生活中的難題。一方麵，為了社會的有序和和諧，或者說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人們必須設立國家，並把自己的主權讓渡給國家。但另一方麵，國家權力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個人手裏這一事實又決定了，通過國家而保護人民的主權是非常困難的事。
為解決這一難題，人類有兩種思路，一種是人治社會的思路，另一種是法治社會的思路。前者強調愛，強調仁政德治；後者強調法，強調權力製衡。兩種思路兩種結果：人治的社會必是專製極權，法治的社會乃是自由民主。
人治的社會強調愛，強調仁政德治，為何會導致專製極權呢？原因便在於：
(1)人皆有私欲，私欲與權力的結合，必然導致權力的腐敗。
(2)將愛引入政治領域，必然產生道德理想主義，亦必然會有烏托邦情結。
(3)將政治倫理化，必以道德作為衡量政權合理性的惟一尺度，亦必易於產生道德化的政治革命，從而使政治陷入非理性的周期動蕩之中。
(4)將政治倫理化，實則也就等於將政治人物神化和聖化，將之視為愛的化身和源泉。而且，此種被神化聖化的人物，一方麵憑其愛的光輝而獨尊，實行極權統治，另一方麵又憑其一身德量而率領民眾向著他所虛設的道德烏托邦進軍。
(5)仁政德治思想必然地會使整個社會產生明君與清官崇拜的心理。而人們一旦有了此種心理，其政治主體性也就泯滅了，取而代之的是臣民心理和奴隸人格。
因之，理想的政治形態應該拒絕愛。愛可以充實人生，可以美善社會，但卻不可以作為立國之道。政治的要義，不是希望政治家發善心施仁政，而是防範其私欲同權力的結合。
人之罪性與自我完善
人生而有罪，此種觀念是基督教特有的。
佛教中雖然也有“罪”的概念，但強調的是人生皆苦，而不是人生而有罪。中國的儒家更是樂觀派，相信“人皆可為堯舜”；道家雖是悲觀的，但也同樣不認為人生有罪。
基督教主張人生而有罪，典出《聖經》中的“創世記”。亞當和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自此人類背上了原罪。
按照現代人的語彙，這乃是典型的血統論。祖先犯了錯，子子孫孫都要背上罪名。然而，基督教的“原罪”說，意義在其教義。也就是說，它的整個教義，必須要有這麼一個環節，才能夠說得圓通。這就是，基督教的學說從大體上說是一種曆史哲學，而且非常係統化。從伊甸園到天國，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此過程雖由上帝所設計，但必須要有人類的參予。確切說，按照基督教的理解，它本身就是一部人類的曆史。人類從美好的伊甸園開始而進入曆史，由於犯了原罪，而又開始其苦難的曆程，最後被上帝帶入美好的天國。這是一個正反合的三段式過程，終點與始點結合。此種曆史觀不僅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意義重大，同時也影響了西方諸多俗世的哲學家。現代極權主義的曆史觀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此種學說的影響下而形成的。
那麼基督教的曆史觀幹嘛要是三段式，幹嘛要讓人背上原罪呢？原因是，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樣，絕不是為了理論而理論的。它的關注點在人世間，希望人們相互友愛，和睦相處，其天國的意義在此，三段式的曆史觀之意義亦在此。因為隻有設定人類有罪，有被上帝舍棄的曆史，有過美好的過去，亦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在等待他們，人類才有生活的信念，也才會有趨善避惡的道德動力。雖然這裏麵的道理十分複雜，十分深奧，但有一點卻是明顯的，即人類如果沒有罪性，那麼他們也就沒有自我完善之必要，同時亦無需上帝的溫暖。
也就是說，人之罪性既是基督教對人類處境的基本看法，也是它的曆史哲學中的必要的理論環節。正由於此，此種學說幾乎被現代極權主義全盤地繼承下來，作為其意識形態中的一部分。雖然其表述的語言有異，一為神學的，二為哲學的，但二者的思維模式卻是一致的。其具體表現是：
其一，在現代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現時代的人類同樣處在不完善的狀態，或曰處在被異化的狀態之中。在其遠古的時代，有過黃金般的世界；在其未來，亦有一個更為美好的理想國。隻是在這兩種美好社會之間，人類有著諸多的不義和不幸。這諸多的不幸和不義，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確切說是由於私有製的產生而引起的。私有製為罪惡之源，亦如唆使夏娃偷吃禁果的魔鬼為罪惡之源一樣。有了私有製，人類告別了原始的黃金時代，就像偷吃禁果的人類始祖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一樣。自此，等待他們的是剝削，壓迫、欺詐、戰爭等多種災難。但是，這諸多災難隻是人類整個曆史進程中的必要磨難，是由一個黃金國到另一個黃金國的必要環節。此環節之意義，就在於它能使人類認識到自身的不潔，認識到靈魂深處的肮髒，從而洗心革麵，心身純潔地走進新的理想社會。
其二，基督教的原罪說，強調的是人類愧對上帝。上帝無比仁慈，且對人類特別的寵愛和信任，可人類卻辜負了上帝的好意，犯下原罪。自此之後，他們的一切努力，無不是為了求得上帝恕免，重新回到上帝的身邊。而在現代極權主義眼裏，人類同樣是有罪的，不完滿的，需要悔過自新。不同的是，在基督教那裏，原罪人人皆有；而在現代極權主義這裏，人之原罪既有類型之不同，又有程度上的差別。所謂“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之說法，就是此種類型和差別之體現。在基督教裏，原罪是相對於上帝的恩惠而言的，上帝盡善盡美；在現代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裏，人之原罪是相對一種虛擬的社會之理想狀態而言的，此種理想社會同樣是盡善盡美。正因為原罪是相對於社會的理想狀態而言的，故在現代極權主義看來，人之原罪因其對理想社會的認識和態度，是可以分出不同的類型和等級的。首先是剝削階級的原罪。這一部分人不勞而活，別人無立錐之地，他們卻田連阡陌，自然是罪該萬死。他們的原罪是階級的原罪，不可饒恕，沒有自新的可能，對其鎮壓，從肉體上予以消滅，乃是正義的行為。其次是那些所謂的“中間階級”，尤其是那些自以為了不得的知識分子。這部分人成份複雜，思想也複雜，雖然同應予鎮壓的剝削階級有別，但同先進階級卻又是兩回事。他們的原罪是因為他們的理智和清醒，很難進入昏迷狀態，對未來的理想社會總是疑心重重。而且他們從骨子裏瞧不起工農群眾，更不苟同其社會改造之方式。因之對這樣的一部分人，必須予以改造，給他們“洗腦”，讓他們接受“再教育”。頑固不化的，同樣將之視為敵對分子，同樣從肉體上消滅他們。再次是所謂的“先進階級”。在整個人類中，這部分人身上的原罪最輕，因為他們很少思想，也惰於思想，而且易於盲動，也易於發動和調動。但是他們身上同樣是不幹淨的，同樣需要“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因為他們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關心，同理想社會之要求同樣有距離。所以為了消除他們身上的原罪，同樣有必要對他們進行“運動”和進行“教育”。
其三，上帝作末日審判時，究竟是怎樣一種審判法，基督教並沒有一個具體的描述。它隻是告訴人類，善者進天堂，惡者下地獄。至於能夠進天堂的善者是何等的善，我們更是不可得知。因為基督教隻是勸人為善，而沒有設定一個理想的人格模式。也許正因為沒有固定的人格模式，才為人們的道德實踐留下了廣闊的空間。但有一點則是明顯的，即基督教的道德學說乃是鼓勵人們做“新人”。由罪人到“新人”，既是人們道德實踐之結果，也是人性的一個飛躍。因之亦可說，在基督教裏，雖然沒有固定的人格模式，但其“新人”之理論又可使人們對其理想人格有一確定的把握。既然人有罪性，那麼末日審判也就意味著，隻有那些完成了由“罪人”到“新人”之轉換的人，才有資格進入天國。
此種“新人”學說同樣為現代極權主義所接受。不同的是，在現代極權主義這裏，理想人格是固定的，十全十美的，沒有丁點的雜質和不潔；“新人”等於“純粹的人”。人之“純粹”，可從兩方麵來理解，一是沒有思想，沒有欲念，沒有愛好，沒有為己之考慮，滿腦子裏隻有他人和“公家”；二是沒有思想異端，唯上是聽，唯上是從，腦子裏一片空白，可以聽從人家任意擺布。為了使人能夠“純粹”，能夠成為“新人”，現代極權主義的說教所借用的同樣是宗教型的語言（盡管在這裏，人們是不信神的），同樣有一位類似於上帝的大人物作為全社會的精神導師。他一方麵將自己虛構的理想人格模式作為全民效仿的榜樣，用思想灌輸的辦法洗去人們頭腦中的雜念，另一方麵又通過“新人”模式而喚起人們的原罪意識，並盡可能地使他們“自新”，從而完成由罪人向“新人”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