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現代極權主義之所以將曆史設想為一個正反合的圓圈式運動，目的乃在於追求一種無階級無剝削的平等社會。這既是它的理論出發點，也是它的最高目標。而且此種期望同樣同基督教的學說相類似。在基督教的黃金國裏，便是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然而這兩種平等觀又是有根本區別的。
第一，基督教的平等首先是人格意義上的平等，是上帝麵前的人人平等。這是既作為上帝的造物又帶有罪性的人的基本規定。雖然基督教也主張財產的平等，但是財產的平等必以人格的平等為前提。沒有人格的平等，不可能有財產的平等。此種平等觀如果落實於世俗的曆史運動，所營造的是自由民主的社會。然而現代極權主義隻是注重財產的平等，而沒有考慮到其前提乃是人格的平等。更想不到，如果沒有人格的平等以及相應的法律製度，對財產平等的追求必然導致社會的更為不平等。道理是，在財產平等的社會隻能實行國有製。在這裏，名義上雖曰國有，實際上，誰是一國政治的老大，誰就是全國財產的惟一的所有者，其他人都隻能是名義上的所有者，實則是一無所有。
第二，在基督教裏，平等貫穿著人類曆史的始終。而在現代極權主義理論中，平等隻能實現於未來的理想社會（當然，還有人類的原始時期）。在由原始時代到未來理想社會之間，人類是毫無平等可言的。他們的奮鬥目標，也就是消滅這一時期的不平等之現象。這兩種平等觀同樣帶來兩種後果。在基督教裏，由於人與人始終是平等的，所以也就反對人類社會的爭奪，尤其反對一部分人為著財富而反對另一部分人。而在現代極權主義理論中，由於現實社會是不平等的，有貧富之分，所以也就依之而把人類社會簡單地劃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並鼓勵後者反對前者，“剝奪剝奪者”。但是，此種理論又不能最終解決社會的平等問題，反倒使社會矛盾更加複雜和更加尖銳。
（四）曆史哲學，同時又可看作時間哲學。因之，基督教的學說和現代極權主義理論又可看作兩種時間觀。
按照別爾嘉耶夫的說法，時間分為宇宙時間、曆史時間和生存時間三種。而且在他看來，現代極權主義的災難，最深在的原因，便是它“曲解了時間”。
在基督教的學說裏，三種時間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宇宙時間自然也是他的造物。上帝超越時間，不受時間所限。正因為其超時間，所以時間才可能是他的造物，同時在他的神聖計劃之中。日出日落，冬去春來，這一切無不因於他的全智全能。
宇宙時間是圓的，呈周期性的變化，而曆史時間既是圓的，又是一條直線。人類從受造之日起，就走在曆史的路途上。這一路途，就圓而理解，乃是終點與始點的接合；就直線而理解，乃是一個進步的過程，有過去，有現在，有將來。在這一過程中，任何環節都是重要的，都不可忽視。
宇宙時間是大千世界的時間，曆史時間是人類全體的時間，而生存時間則是人類個體的時間，因而它是一個點。這個點，既可理解為生命個體意義上的點，亦可理解為生命個體當下的存在狀況。由此又可反推，既然生存時間為當下之存在，那麼它同時也可意味著人類全體當下的存在。
這樣一種時間哲學之意義在於它告訴人們，基督教曆史哲學是圓通的，既強調了全體人類的意義，亦重視了個體的價值；既強調了終極理想之意義，又對各個環節都給予了應有的重視。在此種時間哲學裏，人們並未因未來的理想而忘卻現實的存在，亦不因上帝的全能而忽視自己的價值。
而在現代極權主義的時間觀裏，隻有宇宙時間，而沒有生存時間，同時將曆史時間作宇宙時間的理解。也就是說，在極權主義的理論中，上帝、人類、曆史三者都被自然化了。上帝被看作自然規律，人類被視為自然物，曆史被當做自然的曆史。在這樣的時間觀裏，一切都是必然的，如同太陽每天東升西落一般。人類曆史亦為如此。在曆史中，人類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什麼理想、熱情、意誌等等，統統化為烏有。
但是，極權主義者又格外重視曆史時間的將來。這是他們的終極價值所在。為了將來，他們忽視了過去和現在，認為為著理想的目標，完全可以犧牲現在。這樣，將來變成了目的，過去和現在都不過是手段。所以在他們這裏，既不尊重傳統，更不珍惜生活和生命。用別爾嘉耶夫的話說：“他們以為為著將來的自由、人性、歡樂，現在便可以不擇手段。或者說，隻要將來是一片樂園，現在何妨是一片廢墟？一句話，目的隻要崇高，手段便無可非議。”在這樣的時間觀裏，現在毫無意義。所以極權主義者在為他們的理想而奮鬥時，也就不在乎走向極端。
而這一切，都是由於對生存時間的忽視。理想固然崇高，但人們所關心的應是當下。理想的學說應該是把現在和將來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既有未來的憧憬，又有當下的充實。因為，不管未來的黃金國是否真實，人畢竟是在途中。
2000年8月
關於“好人”和“壞人”的斷想
兒子和他的表弟在客廳裏看電視。電視何名，我沒在意，隻聽見他們倆“好人”“壞人”地吵個不停。小的問大的：“哪是好人，哪是壞人？”大的回答說：“這個世界上有好人，有壞人，但並不見得所有的人，不是好人就是壞人。”小的反駁說：“壞蛋就是壞人，不做壞事的就是好人。”大的覺得跟對方說不清，就擺出做表哥的架子訓斥道：“你不懂，跟你說不清。”小的不服氣，還是嘀咕著：“你也不懂，懂就說得清。”
這樣的爭論當然是沒有結果的。兒子今年十四歲，念初二。而他的表弟年僅八歲，隻是一名小學二年級學生。年齡和知識的差距，決定著他們不可能說到一起。我在書房聽了，既覺得孩子們天真好玩，又感到他們所爭吵的很有些意思。隻是由於手頭有活，當時不曾細想。晚上躺在床上，一時不得入眠，也就“好人”“壞人”地胡亂地想個不停。尤其是當想到如下幾種現象時，更覺得這兩個詞兒大有文章可做。
一、凡是幼兒，皆以“好人”、“壞人”的二分模式看待整個人類；
二、在成年人中，凡是文化程度高且喜歡思考一些社會問題的人，大多不作這樣簡單的分類；
三、在十幾年前的中國（或許還有蘇聯等國家），人們幾乎全是按照這樣的二分模式而評價人物和研究曆史的。
四、在思想有所解放的今日，仍用此種二分模式而評價人物（特別是電影電視中的人物）的，往往是一些思想左派，或一些執著於原有信仰的老者。
一
人類原本是沒有好壞之分的。正因為這樣，他們才可能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這可以從兩個方麵來理解：
一、在漫長的原始時代，人類不知善惡為何物。他們的社會結構簡單，交往簡單，生活簡單，思維也簡單。一切活動無不是為了簡單的生存，而且大自然也為之而提供了起碼的條件。因之，他們無需爭奪，亦無需陰謀和罪惡。那時候，隻有強者與弱者之差別，而無善人與惡人之不同。強者之強，不是因為他對弱者的欺淩，而是體現為他的生命力的旺盛。因為，他比弱者更能適應自然，更具有生存的勇氣和力量。
二、任何生命個體，在其呱呱墜地的時候，並沒帶來善惡的根苗。他的身體是赤裸的，靈魂也是幹淨的，如同一張白紙。他陌生地來到這個世界，自然也就不知世事的深淺，更無所謂道德的還是邪惡的。就好像一塊大理石的石料，雕刻家的刀子不到，它始終隻是一塊不曾雕刻的石料。也正是從此意義上，才有必要對其教育，也才有必要用“好人”與“壞人”的字眼將其熏陶。
因之，從事實的世界看，有關人性本善抑或人性本惡的爭論，都是無根之談。
二
善惡的觀念是最近三千年才有的。它的出現同時意味著人類一場思維變革的到來。在此之前，人類與自然渾然一體，主客不分，天人不分，更沒有將自己這一族類作結構性的分析。而從此之後，人類由懵懂而變為聰明，由天人不分而轉為天人二分，由詩性的智慧而變為哲學的理性。這是一場觀念、心智、思維之變革，也是文化意義上的變革。其實質，維科認為是由英雄時代而轉為人的時代，弗雷澤認為是由巫術信仰而轉為宗教信仰，卡西爾認為是由自然宗教而轉為倫理宗教，布留爾認為是由前邏輯思維而轉為邏輯思維。綜而言之，這是人的第一次覺醒。但它同時亦說明了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從原始蒙昧狀態中覺醒過來的人類是需要宗教的，而且是倫理化的宗教。
宗教之不同於巫術乃至廣義上的迷信，就在於它既是知性與德性的統一，又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
科學隻有知性而無德性，世俗的道德學說隻有德性而無知性。宗教既克服了二者之不足，又將二者統一起來。
哲學隻有理性而無感性，藝術隻有感性而無理性。宗教同樣既克服了二者的不足，又將二者統一起來。
因之可以說，宗教之意義，既是人類對世界的理性把握和知性的究問，又是他們的德性追求，更是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詩性的智慧。
知性、德性和詩性是人類同外在世界交往的三種基本的方式，他們的一切活動一切想法，莫不歸為這三者。
如果從思維模式而言，這三者的區別是：知性的思維為九九歸一，德性的思維為一分為二，詩性的思維為三位一體。也可以說，知性看重的是“一”，德性強調的是“二”，詩性注重的是“三”。
知性之“一”，即世界的本原、最高法則、最後原因。泰勒斯的“水”、畢達哥拉斯的“數”、柏拉圖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老子的“道”，都是知性之“一”。
德性之“二”，即將人類區分為善惡兩撥，將世界區分為正義與邪惡兩種力量，且為人死後設立天堂和地獄兩種歸宿。
詩性之“三”，即把世界萬物簡化為“天地人”三者，並將這三者融為一體，無區別，無隔礙；人生活於這個世界上，雖是有時空限製的一個“點”，但卻可以憑著詩性的智慧“與天地參”，亦如莊子所言：“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三
知性之“一”，德性之“二”，詩性之“三”，原不過是人類思維的產物，是人的第一次覺醒之後的思想成果。人是有限的生物。正因為其有限，他才試圖通過這“一”“二”“三”而放大自己，以求達到無限。但問題的另一麵是，這“一”“二”“三”不僅說明人類始終擺脫不了其有限性，而且與事實世界大為不合。
大千世界，宇宙萬物，其奧妙遠非有限的人類所能認識。所謂“水”、“數”、“存在”、“理念”、“上帝”雲雲，皆是有限的人類把握無限世界所借用的概念，能指與所指之間，或許根本沒有結合點。“一”的世界，是康德所說的“物自體”，根本不是人的認識能力所能及的。
知性之“一”為謬，德性之“二”亦大抵如此。俗話說：“人上一百，各樣各色”，“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世上有善人，有惡人，有好人，有壞人，但卻絕不應按照非善即惡的思維模式來判別芸芸眾生。世界萬物，多姿多彩。人類事物亦複如是，絕非黑白二色所能表現。更何況，光明與黑暗、天堂與地獄等等說法，亦是人們在善惡二元對立模式下的牽強與虛構。這世上，哪來純是黑暗的社會，又哪來純是光明的社會？自然界有白天與黑夜的交替，人類社會怎能用此種自然現象來附會？
善惡的二元對立，光明與黑暗的搏鬥，所說明的是人類的有限以及克服有限的艱難。對於人類來說，理想的選擇便是超越善惡的二元對立，由“二”而提升到“三”。但是“三”同樣是人類的思想成果，同樣存在著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遙遠距離。雖然曆來的心性高人心向往之，但“三”之境界畢竟懸在雲端，與天國為鄰。它雖然可以通過理想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人們精神世界的緊張，但卻無法緩和因德性之“二”而給社會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關係的緊張，更無法消除善與惡的對立。
四
世界萬物，以人為本。因之，不管是知性之“一”，還是德性之“二”和詩性之“三”，都是為人服務的。確切說，都是人為著自己的目的而抽象出來的一些概念。
概念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在人們的觀念裏，世界是無序的，不易把握的，惟有通過概念，才能把無序變為有序，把混沌變為清晰，把不可知的變為可知的。這是人類特有的本事，而且是最近三千年才有的。
最近三千年的人類同其祖先相比，完全是生活在另一種社會形態和文化形態之中，其麵對的問題亦大不一樣。這大概又是人類之有限性的充分體現。在此之前，人類文化落後，生存困難，但卻沒有多少麻煩和困惱，隻求能夠簡單生存就行。而現在，他們有了國家、城市、文字、藝術，有了較好的物質生活，然而隨著這一切的進步與發展，他們的麻煩也越來越多，所要解決的問題也越來越多。
這諸多的問題，概括起來，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麵，即(1)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2)人與人的關係問題；(3)靈魂與肉體的關係問題。上文所說的知性、德性、詩性，就是人類為了解決這三個方麵的問題而產生的。其對應關係是：知性之“一”是為了求解自然之謎；德性之“二”是為了求得人與人之關係的和諧；詩性之“三”是為了緩和靈魂與肉體之關係的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