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做法尤其見於中國的政治史中，最早可以上溯到周代，《尚書》就是按照這一模式而寫成的。其實，夏桀和商紂絕不是像是書所描寫的那樣壞，商湯和周文也絕對不是那樣的好。由於是按照“好人”與“壞人”的二元對立的模式而寫成的，故在《尚書》中，“壞人”是十足的壞，“好人”是百般的好。很顯然，這樣的曆史肯定是悖於曆史之真實的。可是千百年來，由於德性之“二”的思維模式早已定型，而且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所以一直未對類似的曆史有過懷疑。非但如此，而且還一代接一代地按照此種模式而看待曆史和評價人物。
實際上，隻要我們稍加思索，便不難發現，政治領域這種德性之“二”的思維模式，不僅荒唐，而且有害。言其荒唐，是因為曆史上既不可能有一無是處的王朝，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政權。言其有害，是因為此種思維模式既掩蓋了曆來政治鬥爭的實質，亦導致了不道德的政治長期延續。
用“好人”與“壞人”的二元對立之模式看待政治事務，見之於中國的政治倫理，便是“為政以德”、“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得乎丘民而得天下”等話語所體現的政治觀念。此種觀念固然有積極的一麵。第一，它充分體現了人民對“好人”政府的期望；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對統治者構成心理壓力，使其不致於過分暴虐。但是這隻是問題的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是，此種觀念於中國政治與曆史的影響，負值遠遠大於正值，消極因素遠遠大於積極因素。
第一，此種觀念對統治者的壓力是非常有限的。在沒有任何製度和法律限製的情況下，僅靠世俗的道德觀念，是不大可能對君主有所約束的。正因為這樣，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才會一方麵口喊以民為本，與民同樂，可另一方麵又窮奢極欲，腐化無度，沒有絲毫的民本主義關懷。
第二，由於將政治倫理化，用道德之“好人”與“壞人”評判政治人物，所以中國兩千餘年來始終擺脫不了儒家仁政德治的思維模式，似乎政治的關鍵在於統治者的德性修為，根本用不著其他手段。而這也就是中國曆來隻有人治沒有法治的思想根源所在。
第三，“有德者王”、“惟仁者宜在高位”雲雲，實乃強者邏輯。用黑格爾的話說即是“凡是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此種話語所帶來的惡果是：(1)“有德者王”很容易轉化為“王者有德”，即誰在權力角逐中獲勝，誰就是道德高人，既順天又應人，此乃實際上是鼓勵造反，鼓勵權力爭奪。(2)既然凡是王者必有德，那麼對於那些企想王權的人來說，重要的就不是道德與否，而是如何不擇手段而奪得王權。因為王權到手之後，按照“有德者王”的觀念，他自然會被視為“替天行道”的仁君。所以在奪權鬥爭中，他也就不必考慮手段是否正當，哪怕生靈塗炭也在所不惜。(3)“有德者王”之觀念極大地消除了社會的批判精神，使人民很難懷疑新興王朝的道德合理性。而且統治者也樂於從此方麵標榜自己，從而掩蓋某種不道德的動機。
第四，“得乎丘民而得天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雲雲，實則是把民眾擺在工具的位置上。“得天下”是目的，“得民”不過是手段，即所謂“民心可用”。而一旦把民置於“用”的位置上，民之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五，以道德作為政權合理性的根據，以“替天行道”作為改朝換代的口號，實際上也就意味著權力的交接隻有通過馬上打天下的方式而進行。馬上打天下，勢必十分艱難，要付出血的代價。故得天下者很自然地把天下據為己有，並依之而享有特權，並且心安理得。更為重要的是，廣大的民眾也是這樣認為的：既然天下是那麼一個人或一些人用血的代價換來的，那麼他或他們擁有天下享有特權，也就理所當然。甚至對於統治者的奴役與盤剝，他們從心理上也是能夠接受的。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這樣的人乃是救星和恩公，感恩戴德還來不及，哪還會對其道德的合理性及腐敗行徑予以懷疑呢。這樣的國民心理實則為臣民心理，奴隸心理，也是專製主義統治得以長期延續的社會心理基礎。
第六，以道德作為政權合理性的根據，一方麵固然可以維護專製統治，但另一方麵卻又是社會穩定的否定因素。因為此種政治倫理助長的是政治的黑暗和官場的腐敗，人民在無以為生的情況下，仍然會按照“有德者王”的觀念而懷疑當朝統治者的道德合理性，從而又一次揭竿而起，掀起新一輪的權力角逐。而這也就是中國曆史周期動蕩的原因所在。
十一
“有德者王”雖然是就政權的合理性而言的，評判的對象是最高的統治者，但此種觀念擴而大之則是：誰有權，誰就有德；誰的權力大官位高，誰的道德境界也就高。總之，在這樣的觀念裏，權力同道德是成正比的。
此種觀念見之於中國人的政治實踐，一是“以吏為師”；二是賢人政治，尤其見於以德取士；三是將官與民置於對立的兩端。
“以吏為師”，人們以往認為是法家之所為，特別是秦始皇暴政的做法。事實上，法家“以吏為師”，儒家又何嚐不是這樣。孔子說：“學而優則仕”，其中就含有了“以吏為師”的意思。在孔子的教育思想裏，所謂“學”，並非如今日的學知識，而是學做人，學治國平天下。《大學》開篇所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就是儒家的教育方針。此種教育，德是擺在第一位的。“學而優”者亦即德性優秀之人，這樣的人方可入仕做官。這一思想，既體現了儒家德治主義之主張，又含有“以吏為師”的意思。為官者都是品行優秀之人，自然地也就可以作民之師了。
儒家的德治主義主張落實到具體的政治行為中，第一件事（也是最為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以德取士，提倡好人政府，並把官分為“清官”與“貪官”或“循吏”與“酷吏”兩類。“清官”或“循吏”是好官，“貪官”和“酷吏”是壞官。不難看出，同樣是按照“好人”與“壞人”的模式而看待整個官場的。
主張德治主義，提倡好人政府，從表麵看，沒有什麼不妥。但是此種政治理想卻是很難落實的，或者說一付諸實際的政治行為，必是弊端百出。第一，以德取士，且仕宦同物質待遇相聯係，從而導致全民的道德作偽。德之標準是模糊的，正因其模糊，所以人們為著升官發財的目的，不惜以道德為代價，即盡可能地偽裝自己，以道德君子的形象出現在眾人麵前。第二，以德取士必導致吏治腐敗。為著官位，人們不惜血本賄賂，而一旦作了官，又會加倍地收入成本。不論何者，都是來自民脂民膏。第三，以德取士導致官場無信任之可言。因為在這樣的官場，隻有兩樣東西管用，即金錢和巴附權貴的本事。這兩樣東西，又可視為官場的遊戲規則。此種規則講究的既不是官員的實際才能，也不是他們的盡忠職守，故而很容易導致官員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第四，德治主義主張雖不能帶來真正的德治，但對廣大民眾卻是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他們把自己的福禍安危全係於為官者的一身德量，從而產生清官崇拜思想，同時亦把自己放在人格的低位態，把官與民看作主奴之間的關係。總之，德治主義提倡好人當政，可真正的好人是很難步入官場的。即便步人官場，也很難施展自己的才華。倒是那些偽善小人在官場裏可以左右逢源，如魚得水，心想事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總是貪官遠遠多於清官，小人最易得勢的根本原因所在。
“學而優則仕”、“以吏為師”、“有德者王”等等話語，實際上所說的意思是，凡是為君為官者都是品德高尚的。相應之下，那些無官無爵無俸祿的平民百姓就隻能是德性低劣的人。道德很簡單，按以德取士和“有德者王”的標準，有德之人都是可以為君為官的，剩下的芸芸大眾，自然就是些德性不合格的。正因為這樣，中國的老百姓才稱作“黎民”。何謂“黎”？“黎”即黑的意思。為何百姓為“黑”？就是在統治者眼裏，百姓最容易犯上作亂，心是黑的，老是跟他們過不去，所以是“壞人”，是“小人”。
十二
由於“好人”與“壞人”的區分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是統治階級愚弄人民的一種思想工具，所以也就很容易由全民性而變為階級性，由個體性而變為社會性。
所謂全民性或個體性，也就是超階級的意思。從道理上講，既然“好人”與“壞人”之區分在德性，那麼也就意味著任何一個團體或任何一個階級，都是有好壞之分的，其中既有好人，也有壞人。再者，任何一個體，也不可能要麼是純粹的好人，要麼是純粹的壞人。這樣一種簡單的事實表明，所謂的“好人”與“壞人”本是沒有階級性的，更不能說某一個階級純粹由“好人”所構成，而另一個階級個個都是“壞人”。
然而，政治一旦道德化，或曰道德一旦政治化，人們又避免不了以階級性看待人之德性，以政治的傾向性而作“好人”與“壞人”的區分。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將整個人類分為兩大階級，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或曰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前者是“壞人”，後者是“好人”。所以在前些年的曆史研究中，人們才會有這樣的曆史觀：凡是帝王將相，都是反動力量，逆曆史潮流而動；凡是人民大眾，都是進步力量，是曆史發展的動力。
此種曆史觀和是非觀落實於人們實際的政治行為中，就是把有地位有財產的階級當做專政的對象，輕則平分其財產，重則送上斷頭台。此種做法之前提就是，這些人是敵人，是壞人，其財產和地位都是靠剝削勞動人民而獲得的，因而“剝奪剝奪者”乃是正義之舉，替天行道。
實際上，此種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欠思量的。第一，將整個人類簡單地分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大為不妥。第二，將財富與地位同道德良心視為一種反比例關係，更是顯得機械和武斷。富人中也有好人，窮人中也有壞人。第三，富人之富有，並不是什麼罪過。多少人的富有都是靠勤儉而達到的，體現的是他們的美德，亦說明他們是真正的好人，怎麼可以因其富有而視之為壞人呢，又怎麼能將其當做專政的對象呢？相反，倒是有一些窮人勤吃懶做，有的甚至是因嫖賭等不良嗜好而敗壞家業的。這樣的人又怎麼能視為好人呢？他們又有什麼資格和權利去平分富人的財產呢？第四，社會財富的分配所依靠的是人們的經濟活動，而不是依靠暴力。倘若不是這樣，其結果必然是：既助長了人們的懶惰心理，亦導致了他們對暴力的崇拜。第五，通過暴力，一夜之間使整個社會翻個底朝天，既不合社會運行之法則，亦充分體現了某些人不道德的私心，即企想無代價地獲取他人的財產，或曰想不勞而活。從應然的角度看，這樣的人才是社會正常發展的贅物。
十三
用階級的眼光評判人類的好壞，要害還不僅僅體現在某些具體的政治行為中，更主要的乃是它不可避免地內化為人們的是非觀、價值觀、曆史觀、政治觀和審美觀。反過來說，它一旦作為一種觀念形態而占據人們的精神世界，就會滲透到人們生活世界的方方麵麵。
就是非觀而言，“好人”與“壞人”的二分模式同時也就意味著，“好人”之階級永遠是正確的，代表的是人類的先進性，擁有著世界的真理，而“壞人”之階級永遠是錯誤的，總是同真理無緣。因而，階級意義上的好壞之分同時也是真理與錯誤的分別。
就價值觀而言，由於社會下層是“好人”階級，所以人們也就樂於以貧窮為榮。如果追求富有，他們便會認為這是變質，即由“好人”變為“壞人”。然而人之本性乃是追求富貴的，對金錢和地位心向往之，所以以貧窮為榮的價值觀從本質上說是違背人性的，或者說是一種變態的社會心理。
就曆史觀而言，也就是前文所說到的，即認為隻有社會下層才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帝王將相都是些反動人物，社會的寄生蟲。而且，在此種曆史觀中，一部人類曆史變成了“好人”與“壞人”鬥爭的曆史，亦即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鬥爭的曆史。鬥爭的結果是，“好人”最終戰勝“壞人”，世界亦由此而進入大同。
就政治觀而言，即把錯綜複雜的政治事務簡化為階級鬥爭，把政治之目的僅僅看作消滅“壞人”階級。同時按照“好人”與“壞人”之二分模式，把參與政治的人分為“左”“右”兩派，“左派”為“好人”，“右派”為“壞人”；“左派”代表真理，“右派”是錯誤路線的代名詞。因而路線之爭，也就是“好人”同“壞人”的鬥爭。
就審美觀而言，人類雖有利己之心，追求榮華富貴，但德性之“二”的思維模式又很容易使他們以貧窮為美，以簡陋為美，以醜為美。貧窮既是一種經濟狀態，但同時又見於人們的生活情狀，如破屋、爛衫、家徒四壁，甚至麵帶菜色，發育不良。然而這一切用階級的眼光來看，都是美的，是“好人”之階級特有的魅力，或者說是他們之為“好人”的物化體現。相比之下，富人乃至一切非體力勞動者的美室華第，綾鑼綢緞、珠光寶氣、琴棋書畫、細皮嫩肉、彬彬有禮，不但不美，而且令人生厭，是腐朽沒落的象征，也是不道德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