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好人”與“壞人”的二分模式一旦成了人們的觀念形態，隨之而來的便是它的概念化、臉譜化和象征化。
所謂概念化，就是將“好人”看作一樣的好，把“壞人”看作一樣的壞，其中幾乎沒有差別和類型的不同。“好人”幾乎都是大公無私的，為“大家”而舍“小家”，為神聖的事業而不要生活，甚至不惜獻出生命。這樣的人沒有個性，沒有七情六欲，沒有喜怒哀樂，更無不良嗜好。他們都是隻有一顆“紅心”，一種信念，自己的利益和權利完全置於腦後。而“壞人”也同樣是一個模子裏麵出來的：隻有私心而沒有公心，為著自己的私利而不惜損害甚至犧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們總是見利忘義，沒有廉恥，沒有人格，沒有誌向，而且貪生怕死。
所謂臉譜化，主要是見於文學藝術作品中，在現代社會尤其見於戲劇、電影、電視和繪畫作品中，即所謂“正麵人物”和“反麵人物”。正麵人物幾乎都是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紅光滿麵，精神飽滿；走路一陣風，聲音如洪鍾，舉手投足都是那樣的豪邁和有力。而反麵人物無一不是那種陰險狡猾的樣子，在上級麵前畏畏縮縮，哈巴狗似的，在眾人麵前卻又是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在外貌方麵，他們幾乎是清一色的尖嘴猴腮，沒有血色，沒有朝氣，而且個頭也顯得比正麵人物矮小。
所謂象征化，即用自然事物或各種象征性的語言或符號作為“好人”與“壞人”之區分。比如用鬆柏、鮮花、高山、大河象征“好人”，用荊棘、毒草象征“壞人”；用泰山之重比喻“好人”之死，用鴻毛之輕比喻“壞人”之亡；用萬裏晴空比喻“好人”政治，用滿天烏雲比喻“壞人”當道。
十五
用象征的手法比喻“好人”與“壞人”，莫過於借助顏色。
顏色本來是沒有文化乃至政治意義的，其意義是人賦予的。比如白色象征和平、純潔；黑色象征死亡、陰險；紅色象征革命、進步等等。這些本來沒有意義的顏色一旦被人類賦予意義，它們就不再僅僅是自然的色彩，而是變成了符號。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是交通的信號，分別代表著“禁止”與“通行”兩個意思。
創造符號和使用符號是人類特有的本事，也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特征之一，故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但問題是，人為什麼要創造和使用符號，符號的文化意義究竟何在？則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還是讓我們以本文的主題為例。在人們的觀念裏，“好人”與“壞人”可由幾種顏色來代表。紅色代表“好人”；白色和黑色代表“壞人”。所謂“紅色政權”、“白色恐怖”、“黑暗統治”雲雲，都是將政治符號化和象征化。
“好人”用紅色，乃是因為：(1)血是紅的，“好人”的江山必以鮮血為代價方可獲得。它既意味著鬥爭的艱難，同時亦意味著“好人”是不怕鬥爭的，而且也隻有流血的鬥爭才可能使他們獲得江山。(2)太陽是紅色的，“好人”都是太陽的崇拜者，因為他們生活在苦海之中，饑寒交迫，而太陽既驅散了烏雲，給他們以光明，又給他們帶來了溫暖他們崇拜紅色，希望生活在一個紅彤彤的世界，就是因為紅色的世界陽光普照，到處是暖洋洋，喜洋洋。
“壞人”用黑色和白色，原因是：(1)黑色代表罪惡、陰險、毒辣，代表暗箱操作，不可告人，代表著人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受盡煎熬；(2)白色代表恐怖、腐朽，代表生命力的枯竭，人民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世界裏，不寒而栗，沒有溫暖，沒有安全感。
十六
用顏色之不同代表善惡兩種敵對的勢力，並非現代人的發明，更非中國所獨有，而是在人類曆史上有著悠久的傳統。
據現在所知的材料看，最早的是古代波斯人將善惡兩種力量比喻為光明與黑暗。波斯的襖教又叫“拜火教”，崇拜光明之神，認為世界的衝突皆可歸為光明與黑暗的鬥爭。襖教的這一基本教義，後來深深地影響了基督教。在基督教裏，有上帝與魔鬼的對立，有上帝之國與世俗之國的對立，有選民與棄民的對立。這些“對立”的二元模式都是受襖教的影響，其實質皆為光明與黑暗的對立。之所以這樣，我們看西方的戲劇和繪畫作品，才會發現這樣帶普遍性的現象，即凡是邪惡勢力總是出現在暗處，而且所用的色調也是灰暗的或慘淡的。
在古代中國，雖然不像西方世界那樣，將此比喻宗教化，但卻同樣將紅、黑、白等顏色象征化。京劇裏的臉譜，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正麵人物，臉譜必是暖色（包公除外）；反麵人物，臉譜必是冷色。連服裝亦有此種區別。現在的中國體育運動員參加國際性的比賽，大多喜歡穿紅色運動衣，我想，或許就是受此種傳統的無意識之影響。
大凡某種現象在人類曆史中帶有普遍性，總是有其人性根據的。古代社會不同於今日。那時候，各民族各地區大多處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之中，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極其有限。文化現象的普遍性，所能說明的隻能是人性的相同。就“好人”與“壞人”同幾種顏色之關係而言，據我的理解，恐怕同樣同人的最內在的心理狀態有關。
其實，就人的心理接受而言，紅、黑、白三色都是人類不大喜歡的。人們之所以日出而作，日沒而息，就在於他們懼怕黑暗，睡覺乃是他們逃避黑暗的辦法。再者，大自然是很少紅、白二色的。大千世界，萬事萬物，多為綠、藍、黃三色。天空是藍的，大海是藍的，茂盛的植物是綠的，穀物熟了和其他植物枯萎是黃的。這是上帝的傑作。上帝在創世的時候，就把人類乃至其他動物對各種顏色的接受能力考慮進去了。試想想，如果天空不是藍的而是白的，絕大部分的植物不是綠色而是紅、黑、白三色，情況會怎樣？人類還能夠生存下來嗎？
上帝創世之所以很少用紅、黑、白三色，就在於這三者皆給人以不安的感覺。人生活在這三種顏色中，都會惶惶然。黑色給人的感覺是茫然無措，如墜深淵；白色給人的感覺是虛無、死亡，覺得自己極其的渺小，孤立無援；紅色給人的感覺是害怕、戰栗、恐怖、頭腦發麻。
但問題是，既然這三種顏色均使人感到不安和恐懼，為何人們會將其區別看待呢？為何僅僅隻用紅色象征“好人”呢？奧妙就在於，紅色除了使人不安之外，還有另外一些特點。
(1)如前文所述，太陽是紅的。太陽給人光明和溫暖，是人之生活不可或缺的，所以人們也就自然地因其對太陽的崇拜而崇拜紅色，崇拜光明，並將其同黑色作二元對立的看待。
(2)比起黑白二色來，紅色更能使人感到煩躁，沒有安全感。現代科學實驗表明，紅色對生物最具殺傷力。一個關在塗滿紅色且空空如也的房子裏的人，隻要眼睛是睜著的，幾小時後便會死亡。
(3)比起黑白二色來，紅色更具有攻擊性。因為火是紅色的，而一切生物都是怕火的。正因為如此，原始人為了防禦野獸的傷害，晚上常常在他們的住地燃上一堆火。古代波斯人崇拜光明之神的襖教之所以又稱之為“拜火教”，原因大抵也在這裏。
(4)血是紅的，所以人們一看到紅色，第一個感覺便是殺戮。這樣一種非常直接的關係，導致人們對紅色極其恐懼，也最容易使他們聯想到自己的安全問題。然而，人又是這樣一種矛盾的存在，同樣為了利己的目的，他既需要防衛，又需要進攻。因之，其對紅色的恐懼又很容易轉換為對紅色的崇拜，或者說對暴力的崇拜。
可以說，黑白二色對於人生隻有負麵的意義，人們很難從中作出積極的理解。尤其將之放在政治領域，更無積極意義之可言，所以也就隻能作為“壞人”的象征色。而紅色不一樣，就消極麵而言，它比黑白二色更為消極，但是它又有積極的一麵，有人們喜愛的地方，因而在人們眼裏，其性質和地位也就大為不同。
但是有一點又是我們必須明曉的，即紅色為人們所喜愛，作為“好人”的象征色，除它的自然屬性之外，更多的乃是一些人為的因素。確切說即是，紅色正負兩方麵的自然屬性均被人類的政治所利用，從而使其同“好人”在一邊。
曆來的政治人物，尤其是人治社會的統治者，隻要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大多都能利用人性的弱點（或曰特點）和人同自然一些微妙的關係為其政治目的服務。此種做法非但十分有效，而且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也可以說，傳統型的政治家，統治術是否高明，關鍵乃在於他是否利用人們的自然情感。
就紅色同“好人”之關係而言，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些政治人物充分利用了人類同紅色那種非常複雜而矛盾的關係，從而既導致了人們對紅色的崇拜，也導致了他們對其權力的崇拜。大體說來即是：
第一，對紅色的崇拜亦可看作對太陽的崇拜。太陽給人光明和溫暖，是人作為自然人所不可缺少的，故而統治者大多以“太陽”或“太陽之子”自喻。此種比附，既強調自己獨尊的地位，同時亦宣揚了這樣一種思想，即如果沒有他這位“太陽”，人民大眾隻能生活在愚昧中，在冰窟，既饑寒，又無知，是他將其救出苦海。所以，人民大眾也就應該像崇拜太陽一樣地崇拜他這位世俗的君王。
第二，紅色使人沒有安全感，而且令人煩躁不安。此種心理狀態又使人們易於從兩極發展，要麼因其恐懼而失去勇氣和鬥誌，甚至失去人格的自尊，要麼因其煩躁而失去理性，猶如困獸。而這兩種心理狀態對於極權主義的統治者來說，都是需要的。因為，如果國民處於第一種心理狀態，他們便會畏懼強權，甘做小民和順民；如果處於第二種心理狀態，又很容易將其調動起來，使之衝鋒陷陣，作為政治鬥爭的馬前卒。
第三，紅色同血的關係，一方麵使人們深感到人與人之關係的殘酷，另一方麵又導致了他們對暴力的崇拜。而這二者對於傳統型的統治者來說，同樣是需要的。因為，國民感到社會鬥爭的殘酷，便必定要尋找一種強權的保護，同時又不可避免地對強權產生崇拜心理。另一方麵，國民崇拜暴力，此種心理如果普遍化，又是黨同伐異乃至改朝換代所需要的。特別是那“好人”與“壞人”、光明與黑暗的二元說法，更可調動人民大眾參與黨爭的積極性。
十七
確切說，通過“好人”與“壞人”的劃分而排除異己，從以往的曆史上看，最甚者是中世紀的基督教和現代極權主義。
在基督教裏，有上帝與魔鬼的對立。此種基本教義落實於人們現實生活，便是正統與異端的對立。正統被認為與上帝同在，是“好人”之所為；異端被認為是魔鬼的學說，是與上帝唱反調的，因而是“壞人”之所為。
整個中世紀，基督教在捍衛正統學說的旗幟下，瘋狂地迫害異端，多少人因之而慘死在宗教裁判所的殘酷鎮壓之下。上帝本來是仁慈的。在他的神聖計劃裏，人分好壞，乃是為了信仰的需要，為了人類更好的做義人，以便在末日審判時，少些人被打入地獄。可是此種學說一經人之運用，帶來的卻是血腥的宗教迫害。這樣一種反差所說明的，同樣是盧梭的那句話：在上帝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一到了人手裏，什麼都變壞了。
十八
在西方的思想傳統裏，尤其在基督教的思想中，求真和求善是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上帝既是善的化身，也是真理的代名詞。因而對上帝的信仰，既是從道德上做義人，也是對真理的追求。
此種思想模式直接為現代極權主義所接受。20世紀的極權主義統治，排除異己的政治迫害，甚至為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所不及，而且釀為一種全民運動。究其根源，便在於受基督教之影響，人們不但將求善與求真聯係在一起，而且以之而思考社會曆史和政治生活。人們排除異己和迫害異端，采取的雖是極端殘酷的手段，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卻是正義的行為，既是對真理的捍衛，同時也是對迷途羔羊的拯救。
這樣，對於那些異端的迫害者來說，他們的手段盡管殘酷，但內心卻難有道義的譴責，相反還會有一種崇高的道義感，覺得為了信仰和為了對方的靈魂拯救，自己有義務充當懲處者的角色。另一方麵，那些遭受懲處的所謂“壞人”，由於從內心認同社會成員的二分模式，所以也就很容易認同自己的“壞人”身分，同時亦容易而且樂於接受社會對自己的懲處。並且還可能通過自己的悔過自新回到懲處者的行列，轉而對社會的其他成員施行懲處。如此一來，整個社會也就不會再有寧日，人人都有可能出於捍衛信仰和追求真理的目的，瘋狂地迫害異己，並且心安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