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社會結構以及相應的政治理念，猶如一把雙刃劍，既維護了王權的至尊和大一統的政治秩序，但卻又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尤其對王權的穩定極其不利。道理很簡單：既然至上的王權是開放的，那麼同時也就意味著人們對王權的爭奪不可避免，而且爭奪必是激烈的。
可以說，這真是中國政治文化中的二律背反。一方麵，平民化的社會結構乃是王權之穩定的否定性因素，但另一方麵，王權的穩定又必賴於整個社會的平民化結構。
然而，盡管有此二律背反，但中國曆代的統治者又總是傾向於後者，即盡可能地維護平民化的社會結構。這是因為：第一，平民化的社會結構對王權穩定的否定性因素，乃是統治者自己認識不到的（當然，也是其他人認識不到的）；第二，在統治者的觀念裏，隻有將全國人民（包括文武百官）淪為奴仆的地位，王權的至上才有可能，也才能夠長治久安。
那麼如何才能將整個社會維持在平民化的結構中呢？對此，統治者是有多種措施的。比如，宣揚君權神授思想；用郡縣製取代分封製；所有官職都向平民開放；保護小農經濟等等。而在這諸多的措施中，最具有實質意義的乃是對小農經濟的保護。
為了保護小農經濟，中國統治者的措施同樣是多方麵的，如時常頒布土地製度，沒收富豪田產，重農抑商等等。這些措施可謂一箭三雕，一是限製了貴族勢力的發展，二是保護了小農利益，三是強化了中央集權。
曆來史家對於統治者抑製土地兼並，均予以積極的評價，認為凡是有益於小民的都是正義的行為。殊不知，曆史的事務十分複雜，道德尺度與曆史尺度常常攪合在一塊。抑製兼並，表麵看來於小民有利，但最終的利益則是歸到了最高統治者那裏，而且還是專製主義統治得以長期延續的法寶。具體說來即是：(1)抑製兼並打擊的是貴族的力量，使大土地所有製很難發展起來，而大土地所有製又正是專製主義統治的否定性力量。(2)抑製兼並保護的是小農，而小農經濟乃是專製主義統治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維護的是平民化的社會結構。(3)抑製兼並，最終得利者是最高統治者。他不僅因之而充實了國庫，而且在道義的旗幟下把全體國民固著在“普遍的奴隸製”意義上的奴隸的位置上。
很顯然，這樣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格格不入的。資本主義是富人的天堂，冒險家的樂園；它鼓勵競爭，不在乎貧富分化，更反對平民化的社會結構；它的發展之前提是消滅傳統的小農經濟，而不是予以保護；它是完全私有化的社會，不允許一個超經濟且又控製經濟領域的王權的存在。反過來理解則是，中國平民化的社會結構以及人們觀念中普遍認同的小農經濟均不容許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者說，資本主義在傳統的中國，很難擁有它立足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二）升官發財的人生理想與資本主義人生觀的相悖。
凡是人都喜歡財富，都樂於做富人和貴人。中國人也不例外。關於這一點，我們從一些民間語言和習俗中就可清楚地看到。過年貼春聯，春聯所寫的多是求富求貴的詞兒。年節拜賀，口裏說的也多是升官發財的話。特別是人名，用得最多的字莫過於“富”、“貴”、“福”三字。
現代一些學者作中西文化比較，認為西方人講求功利，利己主義盛行，而中國人則是先義後利，講求道德理性。有的甚至把那種“一切向錢看”的現象，說成是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似乎追求財富這類的事情也是舶來品，是西方世界才有的。他們之所以有此種糊塗認識，大概是因為，在中國古代儒家的典籍中，盡是些“舍生取義”、“存天理去人欲”的話，而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大多是赤裸裸地宣稱：人是自私的。其實，這兩地的思想家對人性的認識乃是共同的，不同的隻是說法。西方人直言人是自私的，目的在於強調製度設計之重要；中國人的“義利之辨”是勸人對“義”的重視，思想之前提同樣是：人是自私的，最容易見利忘義。
但是，好利的中國人同好利的西方人，“好”法卻不是一樣的。近代西方人的好利，主要是通過市場行為（當然還有不道德的殖民掠奪）而使自己的資本越滾越大。雖然其中有欺詐，有各種各樣的不道德的行為，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其致富的手段則主要是市場。而在中國則不同，人們的致富途徑主要是讀書做官。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之古老說法，很能代表國人的人生觀和財富觀。
讀書做官，升官發財，這樣一種人生理想之模式，在中國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曆史。孔子曾說：“學而優則仕。”這句話可以從兩方麵來理解：(1)隻有學而優者方可為官；(2)凡為官者必是學而優者。既然為官者為學而優者，為社會之精華，那麼他們享有優厚的物質待遇，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又由於，中國很早以來就是一個官本位的國家，官員們是直接為朝廷辦事的，是“公家的人”，所以，不管是天災還是人禍，朝廷總是不會虧待他們的。更為重要的是，他們雖然嘴裏喊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實際上很少有人不搜刮民脂民膏，中飽私囊。
但是，對於中國人來說，讀書做官尚不是僅僅是為了聚斂錢財（如果單純是為了錢財，或許經商更為便捷，也用不著“鑿壁偷光”或“懸梁刺股”般的苦讀），而是因為做官可以名利雙收，財色雙收。人之欲望，不外乎權力欲、物欲、色欲三種。而這三種欲望都想得到滿足，惟有做官而不可。也就是說，“黃金屋”也好，“顏如玉”也好，隻要做了官，都是可以得到的。而且在中國，做官還有一份榮譽，即光宗耀祖，也是其他行業所不能享有的。一個商人，無論他有多大的一筆財富，都不能給家族帶來什麼榮譽。如果他是一個七品的芝麻官，他不僅自己覺得臉上光彩，家族也會因之而感到榮耀。
由於做官有如此多的好處，所以讀書做官也就成了中國人通往幸福之路的獨木橋。這是他們的目標所在，也是他們的價值所在。除此之外，再沒有比這更好的選擇了。亦如人們常說的：“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不難看出，這樣一種人生理想同資本主義的人生觀是大為不同的。資產階級追求的是財富，而不是官位；看重的是克勤克儉，精打細算，而不是做著升官發財的美夢。即是說，由於人生理想執著於讀書做官和升官發財，中國人從心底裏是很難接受資本主義的人生觀的，並進而決定了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形態和政治與文化之形態，也是很難接受的。
（三）儒家的大同理想與資本主義平等思想之不諧。
大同理想，中西方都有。西方的柏拉圖、莫爾、康帕內拉等人的烏托邦追求，就相當於中國的大同理想。
大同理想之要義在於“平等”二字。柏拉圖的共產和共妻，體現的就是“平等”二字，近代西方的形形色色的烏托邦理想，亦莫不如此。然而西方人對“平等”的追求，有著兩種思想進路，或曰兩種思想傳統。一種是柏拉圖的傳統，另一種是基督教的傳統。前者強調的是身份、地位和財富的平等（盡管在柏拉圖那裏，人分金銀銅鐵四等，但到近代的烏托邦理想的設計者的手裏，人的等級差別被消除），後者強調的是人格、人權和機會的平等。
而在中國的大同理想裏，有的隻是類似於柏拉圖傳統之平等，而沒有基督教所提倡的平等。早在孔子的時代，人們就企想一種黃金般的世界，沒有貧富差別，沒有以大淩小以強欺弱的現象。孔子就明確說過：不患寡隻患不均。此種思想愈是隨著曆史的發展，愈是表現得十分明顯，以致到了明末和清季，演成了“均田免糧”和“有田同耕”的口號。
這或許就是中國曆史的特殊性所在。一方麵，人人都希望升官發財，大富大貴，希望自己過得比別人好。而且，這還是他們的人生理想所在。但另一方麵，他們又對平等的社會有著根深蒂固的情結，希望一覺睡來，世界翻了個邊，“剝奪者被剝奪”。所以他們特別熱衷於“湯武革命”的社會變革模式，熱衷於“均田免糧”之事情。此種現象表麵看來是矛盾的，但是如果將之作人性的分析，或者將之放在中國特有的曆史背景中考察，又是很好理解的。第一，不管是企望大富大貴，還是希望“均田免糧”，都是人性之私的體現。人們希望“均田免糧”，隻是他們在大富大貴之企想很難實現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的想法。或者說，此種想法同大富大貴的想法，思想的出發點是一致的，即希望無代價地獲取別人的財富。第二，兩千餘年來，中國基本上是平民化的社會。該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富貴不是生來就有的，亦如陳勝、吳廣所說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一種社會心理體現在個體的思想和行為中，便是人人都企想富貴，並且不擇手段。但是中國曆史的實狀又決定著人們的願望絕大多數是要落空的。特別是，社會結構雖是平民化的，從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大富大貴，可事實上社會極為不平等，小部分人，特別是皇帝老兒，生活極其腐化墮落，享盡了人間的快樂和奢侈。這樣，必然導致人們內心的躁動。要麼懸梁刺股，做著升官發財的美夢；要麼厚顏無恥，以巴結權貴為進身之階；要麼揭竿而起，取皇帝老兒而代之。而這一切都是艱難的，而且達成願望的可能性很小。為了填補心理的不平衡，人們也就很自然地向往一種人人平等的大同社會：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大秤分金銀。
中國人的大同理想之根深蒂固，還有另外的一個思想史的原因，即民本主義深入人心。在中國的政治結構裏，君權至高無上。在至上的君權麵前，人們非但沒有任何政治權利，且普遍地淪為奴仆的地位。因之，如何限製君權的膨脹和保護小民不致於受到無辜的傷害，也就成了中國思想史的主題。為此，思想家們標顯出一個“民本主義”，試圖以民本位限製君本位和官本位。然而，民本主義之理念非但不能保護民眾的利益，反而助長了官本位和君本位的鞏固和膨脹。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可愛之處也就在這裏。他們明知自己的理念很難落實，但卻絕不放棄自己的理想追求。而且其理想亦同其人生價值連在一起，不可分割。所以他們仍是孜孜不息，同君權抗爭。雖然其抗爭的武器仍然是民本主義，但卻是換了一種方式的，即通過“湯武革命”的方式迫使統治者施行仁政德治，通過大同理想以規範現行的政治秩序。不管是何種方式，但都體現了他們所關懷的主要是民眾的利益。隻要對民眾有益，可以減輕民眾的苦難，他們都是讚同的，且樂於為之奔走和呐喊。
不管是民本主義的理論闡釋，還是對大同理想的期冀，所說明的皆是，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觀念深處，同樣有著社會平等的情緒。而且在他們看來，社會平等乃是一切政治問題中的重中之重，是壓倒一切的。正因為這樣，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生主義才是第一位的。
可以想見，中國人的此種平等思想同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平等觀是大為不同的。資本主義的平等是人格、人權和機會的平等。但此種平等觀由於其表現形式為不平等，即財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故而是中國人，特別是其知識分子這一群體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想不到，他們所期望的平等，即“均田免糧”意義上的平等，非但不能解決平等問題，反而還會使社會朝著不平等的深淵走去。
這可以說是中國不能自行發展資本主義最深在的一個觀念障礙。
1998年7月
“斯密問題”不成其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