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博士曾發表長文《尼采的微言大義》，載於《書屋》2000年第1期。小楓博士算是當今中國學界的有識之士。他認為尼采的學說有一“微言大義”，頗似中國漢代的公羊學家，希望“聖王”統治世界。然而，小楓博士的行文既散漫又晦澀，且前後矛盾，雖然觸到了問題的要處，但其看法，可值商量的地方亦不少。張文多是無的放矢，且帶有人身攻擊的不良文風，對劉文亦沒有讀懂，恣情撒潑，不足以辯。）。揀兩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說：第一，尼采的哲學旨趣在政治，這點不錯，但其表述絕非“微言大義”，而是極其裸露，且成係統，並貫穿於他的所有著述中。隻是由於他的哲學語言的獨特，才顯得支離破碎，主旨不彰，政治哲學的大廈被一些諸如“酒神”、“永恒複返”、“超人”、“權力意誌”之詞語所遮蔽。第二，尼采所期冀的並非“聖王”（或“哲學王”）統治，亦非文明國家的專製政治，而是人類早期之英雄時代的政治形態。他的“超人”所超越的，既是時代又是文明，更是被文明熏染的“人性”。“超人”不是“聖人”，亦不是“哲人”，而是叢林之王，是雄獅，是巨鷹。“超人”憑著自我的意誌和力量而立法，餘者皆以其意誌而存活或毀滅。也可以說，尼采的哲學乃是叢林哲學，套用老子的話說，叫“道法自然”。區別隻是：在老子那裏，“道法自然”之要義為無為和不爭，而在尼采這裏，“道法自然”就是要大爭大鬥，勝者為王。
自然的愛國主義
《悲劇的誕生》是尼采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我們讀完整部作品，不難發現他所談論的主要是悲劇的衰落，而不是悲劇何以誕生或怎樣誕生的問題。據說，尼采在寫這部作品之前，原本打算寫的是《古希臘國家》，隻是剛一開頭，便改變了主意，易之為《悲劇的誕生》。這樣，就這部作品而言，至少有兩個疑問需要弄清楚：一、尼采為何要用《悲劇的誕生》取代已經著手寫的《古希臘國家》？前者的重要性究竟體現在哪裏？二、他寫《悲劇的誕生》，為何主題不在“誕生”，而在衰落？換句話說，既然談論的主要是衰落，他為什麼要以《悲劇的誕生》為書名？
對於第一個問題，尼采沒有給我們提供答案。對於第二個問題，尼采自己雖有一些解釋，但卻仍有疑問。請先看他自己是怎麼解釋的：
這部著作表現了一種極其遠大的希望。我簡直沒有任何理由打消對狄奧尼索斯的音樂未來寄以的希望。讓我們放眼一個世紀，你們就會看到，我要消滅違逆自然褻瀆人類的壯舉定會成功。那嶄新的生命之黨，擔當了最高天職即掌管馴育人類權力的黨——包括無情地消滅一切敗類和寄生蟲的使命在內——即有可能在地球上重建生命的繁榮，這樣就會使狄奧尼索斯現象再度出現。我預言，悲劇時代必將來臨。因為，當人類經曆了認為戰爭雖曆盡千辛萬苦，但又絕對必要這種意識之後，即不以為苦之後，肯定生命的最高藝術，即悲劇，必將再生。
表麵看來，尼采的自我解釋既明白又圓順，但是如果再予深究，即究問他的“極其遠大的希望”是什麼，為何這希望的追求，一定要同古希臘的悲劇相聯係；尼采仍然沒有正麵回答。不過，上麵這段文字又十分隱晦地向我們提供了些許信息，即尼采的“希望”乃是重建“那嶄新的生命之黨”。盡管這“黨”並非是指近代意義上的政黨，而是泛指集團、種族或某些天才型的人物，但有一點卻是可以把握的，即尼采寫《悲劇的誕生》，主旨並不是在藝術、美學領域，而是在政治領域。或者說，他的“希望”是希望德意誌民族能夠有一種全新的政治形態，一種與酒神精神合一不二的強權政治。
尼采是一名學者，語言學教授，但卻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他出身宗教家庭，宗教的關懷意識在他的人生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盡管他詛罵基督教，視上帝為“惟一公認的怪物，一切苦難的惟一原因”，然而他又是一位地道的基督徒，最有上帝的氣質和抱負。上帝創造人類，而尼采則要“改良”人類，“重塑”人類。不同的隻是，上帝沒有種族歧視，眾生平等，而尼采卻是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關懷的隻是他的日耳曼人。他的所謂“超人”，就是他的新型的“選民”，或曰“選民中的選民”。
你們今日之孤獨的人們，你們隱遁者，你們將有一天成為一種人民：你們精選了你們自己，從你們生出一種選民——又從這選民中生出了超人。①（①尼采：《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頁。）
尼采對他的《悲劇的誕生》，曾經有過自我檢討，認為是書“借重瓦格納主義”乃是“我的不對”。原因是，“人們引用這本書作為‘由音樂精神引起的悲劇的再生’。”但是，這隻能說明尼采對瓦格納藝術的不滿，而不能說明他對《悲劇的誕生》這部作品的不滿意，更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認為的那樣：尼采的思想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其體係是在後來才建立的。實際上，尼采的思想是一貫的，從《悲劇的誕生》到《權力意誌》，均有一根紅線貫於其中。這根紅線便是重建政治的形而上學。他對酒神精神的呼籲，對蘇格拉底的批判，對基督教的詛罵，對一切價值的重估，對“超人”的期盼，都是出於這一目的。
其實，隻要我們認真閱讀他的《悲劇的誕生》，亦不難發現這根紅線所在。是書一起筆，尼采就寫道：
姑不論這個“問題作品”是如何惹起的，有一件事是毫無疑問的，即它所提出的問題一定是個極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個極端個人的問題。從本書寫作的時間來看，即可證明此一事實。這時期是在1870～1871年，即普法戰爭的火焰正熊熊燃燒的時候，衛茨戰役的轟響聲震撼了整個歐洲。一個喜好敏銳地思考及探討疑難問題的沉思者——本書的作者——坐在一個幽深的高山上，十分茫然而苦惱地（亦即，既熱衷而又超然地）寫下了這部奇異而嚴峻的作品之主要部分。
這段文字雖然寫得隱晦，但卻透露了尼采的真實意圖。第一，是書的寫作是同普法戰爭有關的；第二，他是在“十分茫然而苦惱”的精神狀態下而開始此書的寫作的；第三，此書所關涉的乃是一個“極端重要，有吸引力，而且是個極端個人的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三者聯貫起來思考，則不難發現尼采寫作此書的意圖，以及他所要表達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雖然他說他要討論的是一個“極端個人的問題”，但就這三者的關係而言，尼采的寫作動機絕不在純學術的研究，亦非就悲劇談悲劇。悲劇的誕生甚或衰落，從一般意義而言，純係藝術與美學的問題，怎麼可能同戰爭聯在一起呢，又怎麼會導致尼采“十分茫然和苦惱”呢？這其中的答案隻能是：尼采寫作此書的衝動乃是因為普法戰爭，因於對德意誌民族之前途的憂慮。其實，在《悲劇的誕生》的後半部分，尼采把自己的寫作意圖已交待得清清楚楚。
我們有一種從亞曆山大的時代回返到悲劇的時代的傾向。我們禁不住感覺到一種新的悲劇的時代即將來臨，這是德國精神之自我回歸，並且是其自己的真麵目之一個值得慶幸的再發現。因為在一個過渡的漫長的時間以來，外來的許多強有力的壓迫，已經使得一向生長於野蠻而無形式的日耳曼精神卑屈於其形式之下了。但是最後，日耳曼精神終將立於其他諸國之前，從羅馬文化的拘束下解脫出來——倘若它還能繼續從希臘這個民族學習到什麼的話，就它而言，學習乃是一個高尚而稀有的事情。①（①尼采：《悲劇的誕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54頁。）
顯然，尼采寫作《悲劇的誕生》，意在激發德國人向希臘人學習。而且在他看來，德國人不僅有此條件，而且有此必要。就條件而言，是因為以康德和叔本華為代表的“新的德國哲學”已“成功地摧毀了主智的蘇格拉底主義”，而且此種新的哲學又同瓦格納的音樂“神奇的聯合”，從而使德意誌民族有可能產生一種“新的存在形式”。就必要而言，尼采認為，德國人雖有上述條件，但卻沒有好好地把握，因為，“自從古典主義的時期以來，我們的文明已有了如此驚人的腐化”。或者說，從歌德、席勒和文克爾曼之後，“德國人對於步趨希臘的努力已漸漸地削弱了”。而希臘文化，具體說前蘇格拉底時期的文化，乃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文化，充滿著無所畏懼的鬥誌和惟我獨尊的自信。此種時代精神也就是酒神精神，希臘人因為此種精神，曾打敗強大的波斯；德國人如果能學得這一精神，又何愁不稱霸世界。在下麵這段話裏，尼采說得就十分裸露的了。
我願意再重複地說，隻有希臘才能夠教導我們，悲劇的誕生對於一個民族之心靈有著多麼不尋常的意義。這個神秘的悲劇的民族與波斯之爭戰，而一個領導此種戰役的民族便需要悲劇的興奮劑。誰曾經期望此強大的，穩健的政治的感覺，這種自然的愛國主義，這種從戰鬥之中獲得直接的愉快，誰曾期望一個曾經進行了數代之久的最激烈的狄奧尼索斯的痙攣呢？我們現今已經知道，不論何時，隻要有一個群體它一旦被狄奧尼索斯的情緒深深地觸摸一下的話，則從個體之束縛中的解放將導致一種冷漠的，甚至是懷有敵意的政治本能。
也就是說，在尼采看來，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如果具備了悲劇精神，那麼他或他們就會自然地把鄰國當敵人，且能在同鄰國的戰爭中，無畏無懼，殺人如麻。而且他認為，此種精神乃是德意誌民族人人都應該具有的。他稱之為“自然的愛國主義”。
這就是尼采寫作《悲劇的誕生》的真實意圖，也是他一生苦苦思索的主題。他的任何一部著作，無不以此為主軸。他談哲學、美學、宗教、倫理、藝術，乃至男人和女人，都不過是他的工具性的鋪墊，目的無不在於建構他的“新型的”政治哲學，並由此而培育德意誌民族那種“冷漠的，甚至懷有敵意的政治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