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理還是分階級或階層的。普通老百姓一般說來是講理的。到了官府衙門，情況就不一樣。在舊社會裏，連一個七品芝麻官衙役，比如秦瓊，他就敢說：“眼前若在曆城縣，我定將你捉拿到官衙，板子打，夾棍夾，看你犯法不犯法！”他的上級那個縣令掌握行政和司法、立法的什麼《唐律》之類，隻是一個擺設的花瓶，甚至連花瓶都不夠。舊社會有一個說法，叫“滅門的知縣”。知縣雖小，他能滅你的門。等而上之，官越大，“理”越多。到了皇帝老爺子，簡直就是“理”的化身。即使有什麼《律》，那是管老百姓的。天子是超越一切的。舊社會還有一句話，叫“天子無戲言”。他說的話，不管是清醒時候說的，還是酒醉後說的，都必實現。不但人類必須服從，連大自然也不能例外。唐代武則天冬天要看牡丹，傳下了金口玉言，第二天，牡丹果然怒放，國色天香，跪--不知道牡丹是怎樣跪法--迎天子--邏輯的說法應該是天女。
總之，一句話：在舊社會法和理都掌握在皇帝老爺子以及大小官員的手中，百姓是沒有份兒的。
到了近代，情況大大地改變了，特別是建國以後，換了人間，老百姓有時也有理了。但是，“十年浩劫”是一個天大的例外。那時候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理還是有的，但卻隻存在於報章雜誌的黑體字中，存在於“最高指示”中。我現在要問一下，錢鍾書先生“據理力爭”據的是什麼“理”？唯一的用黑體字印出來的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理。錢先生能用這種“理”嗎？紅衛兵“造反”，就是至高無上的“理”。博學的錢先生如果用寫《管錐編》和《談藝錄》的辦法，引用拉丁文的《羅馬法》來向紅衛兵講理，這不等於對牛彈琴嗎？
因此，“據理力爭”隻能是傳聞。
抑尤有進者。不佞也是被抄過家的人，蹲過牛棚的人，是過來人。深知被抄家的滋味。1967年11月30日深夜，幾條彪形大漢，後麵跟著幾個中漢和小漢，破門而入。把我和老祖、德華我們全家三個人從床上拉起來，推推搡搡，押進了沒有暖氣的廚房裏，把玻璃門關上，兩條彪形大漢分立兩旁，活像廟宇裏的哼哈二將。這些人都是聶元梓的幹將，平常是手持長矛的，而且這些長矛是不吃素的。今天雖然沒持長矛，但是，他們的能量我是清楚的。這些人都是我的學生，隻因我反對了他們的“老佛爺”，於是就跟我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同他們我敢“據理力爭”嗎？恐怕我們一張嘴就是一個嘴巴，接著就會是拳打腳踢。他們的“理”就在長矛的尖上。哪裏會“據理力爭”之後才“大打出手”呢？我們三個年近花甲或古稀的老人，蜷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渾身發抖，不是由於生氣--我們還敢生氣嗎？不是由於害怕，而是由於窗隙吹進來的冬夜的寒風。耳中隻聽到翻箱倒櫃，撬門砸鎖的聲音。有一個抄家的專家還走進廚房要我的通訊簿，準備滅十族的瓜蔓抄行動。不知道用了多少時間，這一群人--他們還能算人嗎？--抄走了一卡車東西，揚長而去。由於熱水袋被踩破，滿床是水。屋子裏成了垃圾堆。此時我們的心情究竟是什麼樣子，我現在不忍再細說了。“長夜漫漫何時旦？”
總之，根據我的親身經驗，“據理力爭”隻能是傳聞，而且是失實的傳聞。在那樣的時代，哪裏有狂狷存在的餘地呢？
2002年2月8日
糊塗一點，瀟灑一點
最近一個時期，經常聽到人們的勸告：要糊塗一點，要瀟灑一點。
關於第一點糊塗問題，我最近寫過一篇短文《難得糊塗》。在這裏，我把糊塗分為兩種，一個叫真糊塗，一個叫假糊塗。普天之下，絕大多數的人，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嚐到一點小甜頭，便喜不自勝，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忘乎所以。碰到一個小釘子，便憂思焚心，眉頭緊皺，前途暗淡，哀歎不已。這種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他們是真糊塗，但並不自覺。他們是幸福的，愉快的。願老天爺再向他們降福。
至於假糊塗或裝糊塗，則以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最為典型。鄭板橋一流的人物是一點也不糊塗的。但是現實的情況又迫使他們非假糊塗或裝糊塗不行。他們是痛苦的。我祈禱老天爺賜給他們一點真糊塗。
談到瀟灑一點的問題，首先必須對這個詞兒進行一點解釋。這個詞兒圓融無礙，誰一看就懂，再一追問就糊塗。給這樣一個詞兒下定義，是超出我的能力的。還是查一下詞典好。《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神情、舉止、風貌等）自然大方、有韻致，不拘束。看了這個解釋，我嚇了一跳。什麼神情，什麼風貌，又是什麼“韻致”，全是些抽象的東西，讓人無法把握。這怎麼能同我平常理解和使用的“瀟灑”掛上鉤呢？我是主張模糊語言的，現在就讓瀟灑這個詞兒模糊一下吧。我想到中國六朝時代一些當時名士的舉動，特別是《世說新語》等書所記載的，比如劉伶的“死便埋我”，什麼雪夜訪戴，等等，應該算是“瀟灑”吧。可我立刻又想到，這些名士，表麵上瀟灑，實際上心中如焚，時時刻刻擔心自己的腦袋。有的還終於逃不過去，嵇康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