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確實是一個農民——農場主，他從事政治遠不如搞經濟活動自如；而鄧小平則是一名職業軍人，他最得心應手的就是駕馭指揮軍隊。卡特在二戰後在海軍服役七年的經曆，顯然無法與鄧小平那紅軍時期的中央軍委秘書長，抗戰時期的一二九師政委，解放戰爭時期指揮劉鄧大軍和淮海戰役前委總書記的軍事資望和戎馬生涯相比。雖然身為總統的卡特是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但鄧小平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卻更有實際的國防決策和軍事指揮權。
況且，同越南接壤的廣大地區，既是他早年領導武裝起義的地方，又是他率軍解放的國土，而此番教訓越南，又是他重掌軍權之後第一次重大軍事行動。
箭在弦上。
2月7日，法新社自河內報道，越南對於鄧小平最近連續發出的威脅，保持沉著，表示“決不驚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軍隊報》的社論說：“企圖給我們教訓的人，應該記取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教訓。”
每一方都在各自的軌道上按慣性甚至加速度運行著。
也許，這一切的合力，最終無可避免地走向了2月17日那個日子。
2.血與火的二月十七日也許有巧合性，自1919年中國跨入現代史以後，年度的尾數逢“九”多有大事。越往後越明顯；年輕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建立於1949年；1959年發生西藏叛亂，中央政府出兵平息；而1969年中蘇間嚴重軍事對峙及邊境地衝突，幾乎釀成一場大規模戰爭。
那麼，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會如何呢？
年度輪回中的每一天，都被一環環無情的年輪疊加上不可磨滅的曆史負荷。把本節標題上列示的這一天投影到曆史上的同天，無疑，如若不是最平常最不惹眼最無可回憶最不值得紀念的日子，至少也是這樣的日子之一。
然而，將2月17日置於尾數“九”字號序列的1979年，令世界瞠目結舌的火團嗤嗤作響地燃到了導火索的根部。
曆史記住這一天。
和平與戰爭都銘記這一天。
這一天對越南是黑色的。
幾年的一意孤行當然痛快淋漓。打著主權和內政的旗號，不受任何約束，對鄰居想打就打，想占就占。被隆隆的戰爭慣性驅動著，殊不知正義戰爭勝利後會陷入非正義。終於到了有一天，發現身邊的巨人繼幾年警告之後攥緊了拳頭，越南雖大喊不怕卻一身冷汗。
此時的驚慌與昔日的威風形成鮮明對比又恰是正比。越南開始向被它強奸的國際法和國際輿論頻送秋波。匆匆於1978年11月3日與蘇聯簽訂兩國友好合作條約。籲請聯合國安理會製止中國宣布要進行的處罰。同有比這更無賴的了——1979年1月7月越南軍隊攻占鄰邦柬埔寨的首都金邊，而1月8日其外交部發布指摘中國當局在中越邊界加緊集結大量軍隊的聲明並由其常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遞交。
晚了！
中國南陲篷連城，大軍雲集，鐵路公路上開進的野戰軍源源不斷，已成箭在弦上彎弓滿月之勢。
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不對這種局勢表示嚴重關注，並從各自的立場和利益作出判斷：威懾，還是真打？
眾說紛紜中，《馬來亞通報》以《中國會懲罰越南嗎？》為社論標題，寫道：“中國副總理鄧小平前日完成美國日本之行返回北京後，中越邊境局勢顯得更形緊張，雙方劍拔弩張，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慨。”“自越南驅逐華僑，侵占柬埔寨，並在邊境與中國軍民經常發生小規模的武裝衝突後，中國顯得不能不有所行動了。”這種對事態發展必然性的清醒預斷，透出一種政治家的現實眼光。這篇社論甚至相當精確地展望到：“鄧小平所說的懲罰、教訓，就象當年中國攻打印度一樣，是有限度的打了就撤退而不占人領土的。這種閃電似的一戰，既可大快各國人心，也可壓一壓越南這個東方古巴的氣焰。”此時，離2月17日僅有七天。
對越南來說，至關緊要的是判明中國軍隊發起進攻的日期。毫無疑問，盡管不能說經常錯誤估計自己與對手力量的越南當局不存有某種幻想，但慣於主動出手的人對自己挨打也是最敏感的。
世界越來越小的今天，大部隊調動已無秘密可言。越南情報機構密切注視自1978年第四季度集結到北部正麵中國雲南廣西的解放軍精銳之師，認定這支數量大約為二十個師的力量，已具有隨時給予一重擊的能力。
中國這隊將於1979年元旦進攻。越南北部邊防的一線部隊接到這樣的戰爭警報。陣地、哨所、公安屯、屯兵洞枕戈待旦，一聲虛驚。元旦前六天的聖誕節，越軍十幾萬部隊大舉入侵柬埔寨，對節目疑神疑鬼乃在所難免。
又警告：一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