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人們：請你們放心！現在我的身體好多了，每天堅持上好班，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盡力照顧好老人和孩子。當然在念後漫長的人生路上，也許我還會遇到坎坷，但無論如何我也要把厚良的親骨肉，我們的小女兒撫養成人，讓九泉之下的厚良安息。
死者，已經去了，留給活著的隻有無盡的思念和悲傷。朱厚良犧牲後，胡正英天天為他守靈——屋裏正中懸掛著著黑紗白花環抱的烈士遺像，下麵的案子上放著烈士的遺物：日記本、小提琴、軍功章、函授教材。每天每天，她都把遺物擦了又擦。吃飯時，她在遺像下麵放一隻碗，一雙筷，一盒煙，輕輕地說：“厚良，快吃飯吧。我們都等你了。你的胃不好，不能吃涼的。”每逢節日，她就讓三歲的女兒衡衡給爸爸下跪，請他下來團聚。
這就是她們的戰爭。這就是戰爭之於她們。
她們削瘦的肩上的重荷太重了。社會上，生活中，心理上，感情中的重荷於她們是太重了。
做女人難。
在中國做女人更難。
中國軍人的妻子尤其難。
烈士的妻子更是難上加難。
排長張金生的妻子是唐山一家工廠的工人，他們結婚七天，丈夫就上了前線。她不停地給他寫信，寄蘋果、月餅、麥乳精，還有錄著她的聲音的磁帶。然而她盼來的卻是睛天霹靂。
部隊同誌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我什麼要求也沒有，隻有兩點遺憾，一是我應該早點和他結婚，讓他多享受一點人間的溫情；二是我沒能為他留下骨肉。”采訪的軍報記者深受感動，表示一定要寫她，讓世人讚美她。部隊領導卻對記者說：“求求你啦，別寫她了，還是讓她過一種平靜的生活吧。在珍寶島戰鬥中，有一們戰鬥英雄犧牲了，幾年後，他的遺孀想改嫁，可部隊領導反複做她的工作，叫她一心一意撫養好孩子，珍惜英雄妻子的稱號。直到現在，她的女兒都上了大學，並且有了男朋友，而她還是孤身一人。”
解放軍報曾刊登署名為胡世祿的讀者來信。信中說：
10月中旬，我采訪了一等功臣張新奎烈士的妻子郭喜梅，一見麵不禁使我吃驚：她比 幾個月前消瘦多了，看上去老了許多。我問她怎麼瘦得這樣厲害，她眼眶濕了，聲音低微地說：愛人犧牲後，我很悲痛，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心裏象有針在紮，體重由101斤下降到79斤。領導和同誌們很關心我，我很感激。
郭喜梅是陝西省眉縣人，共產黨員，去年7月隨軍，在部隊家屬工廠當工人。她愛人張新奎申請去前線某部二連擔任指導員。她積極支持丈夫上前線，擔起撫養孩子照顧老人的家務，工作幹得也很出色。今年3月，張新奎在戰鬥中為營救戰友光榮犧牲。
張新奎犧牲後，留下了一個四歲半的孩子、因腦血栓引起下肢癱瘓的父親、年邁的母親和在前線腿部致殘的弟弟。一些好心人見此景況，對郭喜梅說，這樣一個家庭，你一個體弱多病的婦女怎麼撐得起來，不如趁早改嫁，或是招個上門女婿。郭喜梅說，我要將孩子撫養成人，為新奎的父母養老送終。8月份，團裏幾位領導和家屬來看望郭喜梅時，也談到了這個問題。郭喜梅說，我今年隻有29歲，不考慮這個問題也不現實，隻是時間早晚問題。
這話一傳開，營內外議論紛紛。有的人在背後罵她：“丈夫屍骨未寒就想改嫁，太絕情了。
算什麼婦女標兵，算什麼黨員！”有人當麵嘲諷她：“先進當上了，榮譽到手了，當寡婦就不好受了是吧？”也有人以現身說法勸她：“我十八歲就守寡，幾十年都過來了，你都快三十的人了，還改什麼嫁，不如把孩子拉扯大，落個好名聲。”婆婆聽說了這件事，提出把孫子的戶口遷走，還要郭喜梅表態，要改嫁也得守孝三年。甚至有些部隊領導也在考慮，要是孩子喜梅改嫁，婦女標兵還讓不讓她當，評功評獎還評不評她。
郭喜梅含淚對筆者說：我有許多難處。我連小學都沒讀完，孩子整天要我給他講故事，我實在無法滿足他。有天晚上，電燈開關壞了，半夜裏我不想麻煩別人，自己去修，一下子讓電擊倒在地。生活中比這更麻煩更難的事多了，我想再嫁，是想把我們的孩子撫養成人，讓老人也過得舒服些，也好減少一點組織和同誌們的麻煩，並不是為圖清閑，民開新奎的父母不管。
戰爭是男人的事業。硝煙是男性的激素。
但戰爭卻終終與女人的天性相悖。戰爭所給予女人的，恰恰都是她們最不需要的。盡管最不需要，她們依然是默默地忍受。
我們的偉大的母親和妻子。
我們的內向的中國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