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功勳
青年作家冶進海的長篇小說《狀元之校》以清新、穩健、機警的筆調和複調敘事的藝術方法，自覺勾勒出新世紀中國教育的狀貌，尤其是緊扣“民辦公助”性質、頻出“省文科狀元”這一富有蘊藉性的教育場域，揭櫫了我國現行教育中的各種力量博弈與對話、規訓與懲罰、革新與阻力，通過對號稱“狀元之校”的大華外國語學校人物畫廊的“深描”、教育生境入木三分的刻畫、冷暖人情事態的理性洞悉，展示了資本時代教育領域金錢、權力、欲望的角逐。可謂戛戛獨造，異乎流俗，是近年來眾多同類題材長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場域這一概念來自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指出“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係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架構。正是在這些位置的存在和他們強加於占據特定位置的行動者或機構之上的決定性因素之中，這些位置得到了客觀的界定，其根據是這些位置在不同類型的權利或資本（占有這些權利就意味著把持了在這一場域中利害攸關的專門利潤的得益權）的分配結構中實際的和潛在的處境，以及它們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係（支配關係、屈從關係、結構上的同源關係等）。”皮埃爾·布迪厄曾將這一核心概念運用到教育，提出教育場域這一概念。長篇小說《狀元之校》縱向以大華外國語學校發展史為線索，貫穿起新世紀中學教育的總體狀貌，橫向以貧窮學生項宜、開明教師趙文博、傳奇狀元鍾文昊、校長司機等人的視角構成複調敘事，將錯綜交雜的情節和異彩紛呈的人物一一刻寫，展示了上個世紀交接時當下中國教育場域中的複雜關係，值得品讀賞析。
場域是充滿力量的，是指個體在場域中展開競爭，每一個場域中都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而任何統治都隱含著對抗。對於小說集中描寫的大華外國語學校而言，如果隻將老師和學生的關係理解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無疑將其簡單化和狹隘化了。《狀元之校》至少包含這麼幾對對抗關係：高分生與低分生，山區免費學生與城市紈絝子弟，學生與教師，教師與校長，學校與社會，而各項本身的個體差異也產生競爭性關係，任何一項也都與其他項產生對抗與認同，正是在這複雜的關係網絡，分數的角逐，力量的流動，生產了這一獨特場域，使這樣的場域充斥了太多的對抗和戾氣而顯得突兀怪異，失卻教育原由的平和與溫潤。
首先是貧富差異的對抗與角力。項宜是從普通中學選來的拔尖學生，家境貧寒，盡管很快與性格各異、家庭背景殊同的孟婷婷、白嫻棠結成死黨，並常常一起以“三劍客”的形象示人，也無法逾越家庭貧富帶來的鴻溝，因其父是搓澡工而被冠以“小搓搓女”的綽號，更不消說與父親單位董事長兒子偶像劇一樣的人物“華少”、公安局長之子飛揚跋扈的雷光雄以及其他“八駿”紈絝子弟之間的隔閡了。項宜為自己的物質窘迫而黯然傷神，“網上心靈雞湯般的文章多的是。關鍵是，心靈受傷害，不是用雞湯補好的”（第一章之英語角），特別是母親因“偷竊”超市爛水果而受氣身亡後，認識到貧富差距帶來的命運不平，開始奮發圖強，但最終還是以含恨告別所謂“狀元之校”。另外，山區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的對立衝突，也是小說濃墨重彩的一筆，從心理失衡的“單挑”到從網絡到現實的刻毒刁鑽的口水戰，甚而“引發群架，不惜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貧富學生如何在這麼一所充滿金錢與功名的學校裏共處，成了大華外國語學校必須直麵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在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當下，是極具針對性的。因為貧富差距蔓延到下一代身上，意味著不平從出生一刻開始擁有。在這種狀況下，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如何實現，是很值得深思的。而極富才氣和理性批判的鍾文昊所寫的文篇《我們為何水火不相容》，可以看作是作者尋求化解衝突的一種自覺嚐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