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屆二中全會，表明了民盟仍堅持獨立的第三方麵的立場，為調解國共之爭，使中國實現真正的和平、民主而奮鬥。
國民黨單方麵召開“國民大會”，即宣告國共和談徹底破裂，和平成了泡影。1947年3月1日，國民黨當局強迫中共代表團退出南京、上海和重慶，並派特務監視駐上述三地的中共人員。在撤回延安之前，中共代表團將中共在上述三地的全部房屋財產交給民盟代管。王炳南代表中共、羅隆基代表民盟還公開登報聲明請律師作證，並“分函政府及有關機關”。
3月8日，民盟為國共和談正式破裂發表宣言。宣言說：“不幸今日國共兩黨終於正式宣告和平破裂，痛心！痛心！然同人仍欲向作戰當局進吾耳之方，須知不論誰勝誰敗，所屠殺者都是中國人民，所斷送都是中國之元氣。”宣言希望“政府切實保障人權，即使此人確為共產黨也，亦不應故加迫害”。宣言再一次重申了民盟的立場“吾人站在和平統一之立場，固與共產黨為友，然亦同國民黨之友也。至於同不參加國大與政府，乃至倍守政協精神，以期達成和平民主統一之實現”。宣言還表示：國共調解工作，雖已宣告失敗，同人仍當日日懷念吾天職之所在，吾舌尚存，必發為言論，吾筆未禿，必寫為文章。如定欲橫加誣陷，甚而迫害之，則眼前之刀鋸斧癳，決不苛避未免，將來之是非黑白，天下自有公評。此宣言，說明了民盟已做好了在黑暗中奮鬥的準備。
1947年4月18日，蔣介石又導演了改組政府的騙局，組成所謂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三黨政府，作出準備行憲的姿態。蔣介石宣稱：“國民黨已作出還政於民的諾言”，改組後的政府已是“自由主義的多黨政府”。對此，各民主紛紛發表聲明進行揭露和抨擊。
4月22日，民主建國會發表《對政府改組的聲明》。聲明指出：在內戰中改組的政府，根本不可能貫徹政協決議和擴大政府的1947年群眾基礎，如果改組後的政府真“以和平建國綱領為施政準繩，那第一件事就是要徹底停止內戰，公告國人恢複和談，更應該切實保障人權，決不僅僅在文告上說得響亮，而讓人民還是一個一個失蹤”。
4月25日，民盟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對時局的宣言。對改組後的政府，宣言鄭重聲明：改組後的政府不是依據政協決程序及精神產生的政府，不是促進和平、實現民主的政府，而是一個與“國民黨領導而民、青兩黨參加的”、“擴大分裂的”、“共同負責與共產黨作戰之政府”。此為國事上極大的遺憾。宣言還說：民主必須從尊重人的尊嚴做起，必須從保障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做起。在一個國家，和平公開的政團能否存在，即是政治是否民主的考驗。
5月5日，中國各民主派領導人，如李濟深、彭澤民、李章達、陳樹渠、陳其尤等留港民主人士聯合致函全國同胞，指出：“國民黨反動派一意孤行，前既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斷絕國內和平之機，今又悍然實行所謂政府改組，擯真正民主黨派自由分子於門外，其目的原不過假借改組政府之名義，拉攏一二無足輕重熱衷作官之政客，配合馬歇爾臨行授計之所謂‘中國自由分子’組織政府，以欺騙國際視聽，向美國騙取巨額貨款，以從事長期而殘酷之內戰而己。改組之後的政府隻有使中國內戰延長，人民的痛苦愈加慘重。因此，他們號召國人共起而反對之。”
在此期間，1947年2月3日，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在上海召開了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會議決定把黨的名稱改為中國農工民主黨。會議確定今後的基本方針：為和平的民主而鬥爭。會議發表的《宣言》指出：“中國問題並非戰爭所能解決，而和平民主的要求，則已普及全國，農工大眾更以民主行動達成全國之和平及自身之解放。”會議認為由於當前國內外政治條件的變遷“黨已沒有繼續采取武裝鬥爭的必要而應轉入和平的民主鬥爭”。會議決定“今後組織路線的基本方針，為和平的民主鬥爭”。
在內戰爆發和平無望、一黨國大召開、民主亦成泡影的情況下，各民主黨派仍堅持調解國共，求和平民主統一的第三方麵立場，批評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很顯然，蔣介石是不能容忍存在對政府指手畫腳地第三方麵勢力的，他們把青年黨、民社黨拉攏過去以後，即對民盟等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和迫害。中間道路已走到盡頭。
1.5中間道路無路可走
1947年4月22日，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公然否認民盟的“合法平等地位”。5月3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了一份捏造的所謂從延安搜獲毛澤東簽署《中共地下鬥爭路線綱領》，說什麼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民主促進會等均為中共操縱之工具。同時，中央社還發表了某政治觀察家的談話，說“民盟組織已為中共所實際控製，行動亦均循中共意旨”，又說“民盟及各民主政團，目前倡導中立民主統一戰線，亦愛中共之命，而準備甘為中共之新的暴亂工具”。5月4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訓令各地各級黨報，揭露民盟、民建、民聯等團體的“共產奸謀”。南京《中央日報》、《和平日報》等均據此訓令刊登“路線綱領”，並撰文攻擊中共，誣蔑各民主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