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古詩十九首》位隆聲遠，盛譽空前。齊梁劉勰的《文心雕龍》稱之為“五言之冠冕”；南朝梁鍾嶸的《詩品》讚其“一字千金”；宋代張戒的《歲寒堂詩話》稱之為“古詩第一”；明代王世貞在《藝苑卮言》卷二中將之譽為“千古五言之祖”；明代陸時雍在《古詩鏡》中推崇其為“詩母”；明代王世懋的《藝圃擷餘》方之為“五言之《詩經》”；明末清初金聖歎在《唱經堂古詩解》中稱之為“韻言之宗”；清代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卷三中褒之為“千古至文”；清代潘德輿的《養一齋詩話》卷三頌之為“聖於詩者”；清代朱筠的《古詩十九首說·總說》用“獨高千古”做讚語；清代郎廷槐的《師友詩傳錄》稱之為“五古之原”……古來大家通儒，無不對《古詩十九首》推崇備至。上述簡略的回溯，已經清楚地說明《古詩十九首》的崇高地位。
《古詩十九首》是一部堪與《詩經》比肩的詩歌集萃，她已經成為不朽的經典，一千多年來一直好評如潮。與其他文學經典的沉浮際遇相比，《古詩十九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一直較為穩固。探尋《古詩十九首》的曆史蹤跡，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原因使《古詩十九首》成為偉大的文學經典？評論家大都說《古詩十九首》蘊涵著這樣那樣的好處，但僅僅自身的好處就能解釋清楚《古詩十九首》成為經典的奧妙嗎？促成《古詩十九首》偉岸現象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確實，一種文本成為經典，首先在於她自身具有成為經典的素質。《古詩十九首》這一組極具審美魅力的詩歌集萃，是與中國人之人性覺醒同步的文學表征，是人性詩的高峰與極致。從中國詩史的角度看，《古詩十九首》彙融“三百之性與離騷之情”，是繼“風體詩”與“騷體詩”之後一座“古體詩”的藝術高峰。但是，假如沒有曆代詩人的愛慕與模擬，沒有眾多詩論家的評點闡釋，沒有普通讀者的口傳戶誦，即便真美巧奪天工，也不會發出耀眼的光芒。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很讚同伽達默爾闡釋學和堯斯接受美學的思想。
文學經典是具有巨大闡釋空間的獨特文本，作為文學經典的《古詩十九首》，是曆代“價值閱讀”累加的結果。它訴諸闡釋者主體性的發揮，是被曆史地、文化地建構起來的。闡釋使經典展現為充實的經典，讀者的參與讓經典大放光輝。
一存在方式與路
“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是文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和理論核心。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決定了文學研究的不同方法與思路。語言的智慧向我們指明“存在方式”與“路”是如何在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思路上展現其意義的。
古今中外文論家們都在有意無意地探討著“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各種文學理論都有自己的切入點。西方學者更是清晰地提出問題並直麵問題，力圖構建自己的文學理論框架。羅曼·英伽登（波蘭）在其著作《文學的藝術品——對存在論、邏輯學、文學理論之界線的研究》（張旭曙譯）中首次將胡塞爾的現象學理論引入文學研究。英伽登認為文學作品“既不是實在性客體，也不是觀念性客體，而是一種‘意向性對象’。文學作品‘在本體上是他律的構成’”，“由於它和它本質的存在方式，文學作品便指向本質上不同的經驗曆史，指向不同的精神主體，把它們作為它的存在和表現方式的必要條件，而在它存在曆史的記載裏，則指向那些讀者、觀賞者或聽者所組成的整個團體”。英伽登雖然強調文學作品本身內在固態結構的存在，但已開始關注作為“精神主體”的讀者的“經驗曆史”。他的這種文學思想開啟了西方文學研究的新方向，後來的文學闡釋學、閱讀理論與接受理論等挹其理念，盡其支流。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勒內·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第四部分辟專章探討“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問題，認同英伽登的觀點並進行了深入探討。韋勒克在批駁了幾種傳統的文學觀念後指出，“藝術品可以成為‘一個經驗的客體’”，“它具有一種可以稱作‘生命’的東西”。“一件藝術品如果保存下來，從它誕生的時刻起就獲得了某種基本的本質結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永恒的’，但也是曆史的。”同時，韋勒克指出：“一件藝術品的全部意義，是不能僅僅以其作者和同時代人的看法來界定的。它是一個累積過程的結果，也即曆代的無數讀者對此作批評過程的結果。”韋勒克、沃倫相信文學作品“存在一種‘結構’的本質，但它具有曆史性、動態性，文學研究也要對文學文本動態呈現過程進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