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的研究起源於南朝梁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對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的古詩的研究。自蕭統《文選》（又稱《昭明文選》）為《古詩十九首》命名以來，曆代的研究資料不斷增加，但總體上極其龐雜而淩亂。20世紀50年代，隋樹森的《古詩十九首集釋》在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彙總上做了很有價值的工作，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不過，隋樹森的《古詩十九首集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在資料收集方麵還有待補充，如明清之際金聖歎《唱經堂古詩解》就亟待關注。金聖歎的《唱經堂古詩解》是《古詩十九首》研究史上極有價值的專論，它開啟了清代《古詩十九首》研究的新方法與新方向，但遺憾的是《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家中卻很少有人重視這一文獻。此外，還有大量的曆代詩論、古詩選本以及文選研究中的資料未能如數收集。筆者查閱大量資料，對隋樹森的《古詩十九首集釋》進行了一些補充，並收集了曆代仿擬的文本，計劃另編輯出版。
基於筆者寓目的研究資料，以本書關注的具體問題與研究視角為線索，筆者將南朝至今近一千五百年的研究狀況略述如下：
總體來看，《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一是南朝時期，古詩研究的開創期。詩論家劉勰、鍾嶸的闡述基本上奠定了相關研究的具體格局，討論了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的“古詩”創作年代與作者之謎、文學淵源、藝術成就、文學地位等多方麵的內容，是後代學者研究《古詩十九首》的基石。
二是唐宋元明段，《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過渡時期。《文選》學帶動了箋注風潮，引發了眾多詩論的研討，《古詩十九首》幾乎被推至五言詩歌“範本”的崇高地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的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出於對《古詩十九首》的激賞，在其《唱經堂古詩解》中稱讚《古詩十九首》為“韻言之宗”、“錦心繡手”，並將《古詩十九首》推崇至最高之法。這一創新性解析詩歌結構形式的審美思想，開啟了清代《古詩十九首》評解之先河，導引著《古詩十九首》詩歌鑒賞批評的新思路與新方向。
三是清一代，為《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鼎盛時期。《古詩十九首》的研究開始從《文選》中獨立出來，成為別樹一幟的顯學，造就了《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鼎盛時期。清代有大量研究者表現出對《古詩十九首》的闡釋熱情，專著或專論數量之多達到空前，有十幾種之多，另有大量的論著涉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張庚的《古詩十九首解》在1736、1796、1850、1851、1911、1936、1987年被一再出版（據國家圖書館查詢的資料），彰顯出出版界執意推崇其為學術經典的用心。
四是20世紀，為《古詩十九首》研究的拓展期。在中國文學研究理論青黃不接、中西文學研究方法混雜、西方理論話語漸入主流之宏觀背景下，一方麵，現當代學者彙集保存古代學者研究的成果，如30年代賀揚靈的《古詩十九首研究》、50年代隋樹森的《古詩十九首集釋》、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後附的“古詩十九首集評”等，承接古代學者觀點，並提供了更為翔實的考證、更為嚴密的邏輯表達。另一方麵，他們也試圖超越前人的研究，運用西方新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力求重新解讀和定位，以期將《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其突出代表如梁啟超、朱自清、馬茂元和葉嘉瑩等學者的研究，這既是文學研究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文學觀念轉型的風氣使然。
下麵具體就其作者與創作年代、闡釋研究、影響研究以及海外及港台學者的研究等作一概略的述論。
一、作者與創作年代
古代文學作品的作者及其創作年代問題，是傳統文學研究中的基本問題，也是焦點問題。《古詩十九首》也不例外，其作者及創作年代問題一直是整個《古詩十九首》研究的重中之重。早在南朝梁代，鍾嶸在《詩品序》中就談到“古詩眇邈，人世難詳”、“人代冥滅”，但至今《古詩十九首》的確切創作年代及作者也難以定論，遂成千古之謎。目前，大量學者仍致力於這一挑戰性問題的考證與探討。結合五言詩的產生與成熟，關於作者問題，古代的研究者就有“枚乘說”、“傅毅說”、“曹王說”、“張衡蔡邕說”和“文選樓中學士刪減說”五種；關於創作年代，主要有“兩漢說”、“東漢末年說”和“建安說”等，但大多認同非一人一時之作。
對《古詩十九首》作者及其創作年代的研究，在曆史的長河中共形成四次研究高潮。
第一次研究高潮出現在南朝。對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南朝就已出現了“枚乘說”、“傅毅說”、“曹王說”等多種說法。詩選家蕭統、徐陵與詩論家劉勰、鍾嶸等人對《古詩十九首》的作者與創作年代，各有不同的推測。徐陵在《玉台新詠》中稱，十九首中《青青陵上柏》以下八首為枚乘所作。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說：“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他肯定《孤竹》一篇的作者是傅毅，但對《古詩十九首》其他篇目的作者未下斷語。鍾嶸指出《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鍾嶸雖不讚同這種說法，但此語透露出南朝之前就有“作者是曹、王”的說法。可能正是由於南朝時對《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存在著不同看法，蕭統的《文選》在首次給予《古詩十九首》一個集體的名字時，將之歸於雜詩，標為無名氏之作。從編排的順序看，蕭統將這組古詩編排在蘇李詩前，大概也認為詩中有的作品的創作早於蘇李詩。劉勰亦言：“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對於創作年代是否為“兩漢”，劉勰也無法下斷語。鍾嶸《詩品序》中說：“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顯然，鍾嶸肯定《古詩十九首》乃漢代的作品。
唐代的李善在《文選注》中，以詩中詞語內證《古詩十九首》中有東漢的作品，並認為《古詩十九首》中“枚乘作八首”（徐陵）並不完全屬實。皎然在《詩式》中也認為“蓋東漢之文體”，同時對作者又有新的說法，指出《青青河畔草》為蔡邕所作。此外，“《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的觀點在宋元明時期也得到較普遍的認同。宋代蔡寬夫、嚴羽，元代劉履，明代楊慎、王世貞和胡應麟等的詩論均有涉及，王世貞和胡應麟雖不肯定但仍指出十九首中或有張衡的作品。
第二次高潮發生在清代。《古詩十九首》的研究成為顯學，大量學者如沈德潛、宋長白、王士禎、李重華、郎廷槐、薑任修、錢大昕、吳汝綸、劉光賁、魏源和陳沆等，對《古詩十九首》的創作年代和作者都有所考證，大都認同前人“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的觀點，也多讚同《古詩十九首》是漢代作品，其中八篇為枚乘所作。陳沆《詩比興箋》認為：“惟九章則為乘作也”，並專辟“枚乘詩箋”一節。清代學者的有關研究可謂百花齊放，各種觀點異彩紛呈，互不相同。有學者標新立異，如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中認為“《十九首》出於一人一時之事”，乃“漢末黨錮諸君子之逃竄於邊北者”。朱彝尊在《曝書亭集》中認為《古詩十九首》是文選樓中諸學士裁剪短句作五言，“移易前後，雜揉置之，隱沒作者姓氏”。對於創作年代，自胡應麟《詩藪》否定了“建安曹王”說後，清代學者中少有人持此看法。《古詩十九首》乃漢代作品基本成為共識，但究竟是西漢、東漢或兩漢都有，也是各有所持。如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認為：“《十九首》中二漢都有，乃後人類聚者。”郎廷槐《師友詩傳錄》中記載張篤慶言：“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
第三次高潮大致在20世紀的20年代至50年代。與前人感悟式的三言兩語、缺乏嚴密考證的研究相比，這個時期對《古詩十九首》作者與創作年代的考證，證據更翔實，邏輯更嚴密。其中，較有影響的當屬賀揚靈、隋樹森、梁啟超和鄭振鐸、羅根澤等人。賀揚靈、隋樹森的研究代表了傳統考證集大成式的研究思路，隋樹森力主兩漢無名氏之說；賀揚靈則在對各篇所作的年代進行具體分析後，認為其中十首為東漢至建安前所作，三首為魏晉間作，另六首待考證。梁啟超借鑒現代西方理論研究方法，將考證與直覺結合起來，更具體地推斷出《古詩十九首》的創作年代在公元120至170約五十年間。鄭振鐸則以“文學進化論”觀念，根據對前人眾多考證成果的歸納，斷定“此種完美的五言詩，在西漢決不會發生，最初的五言詩作家至早當在東漢初期”。鄭振鐸認為《古詩十九首》“作非一人，也非出一時，必定經過許多人的修改、潤飾，而最後到漢末方才寫定的”。鄭振鐸的這一觀點可以更具體地解釋為“層集說”，這種觀點啟發了筆者對《古詩十九首》作者與創作年代問題的思考，後文將有所涉及。
這一時期，圍繞《明月皎夜光》一詩的創作時代問題，形成了一次世界級的學術爭鳴。朱鍥（《五言詩起源問題》、《再論五言詩的起源》，1926）、徐中舒（《古詩十九首考》，1925；《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1927）、鈴木虎雄（《五言詩發生時期之疑問》，1929）、俞平伯（《古詩〈明月皎夜光〉辨》，1936）、金克木（《古詩“玉衡指孟冬”試解》，1948）等學者圍繞“玉衡指孟冬”一句展開了激烈爭論。其後，港台學者勞貞一（《古詩“明月皎夜光”節候釋》，1954）、海外學者葉嘉瑩（《談古詩十九首之時代問題》）加入探討，隋樹森、鄭賓於、羅根澤、陸侃如、逯欽立、蕭滌非、遊國恩、朱自清等眾多學者則引經據典，也發表了不少個人看法。他們多數支持《古詩十九首》創作於東漢末年的說法。在這個時期，徐中舒和胡懷琛的“建安說”承接古人的說法，因考證詳備，頗具說服力，也成為一家之說。
第四次高潮當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馬茂元、倪其心、李炳海、李澤厚和趙敏俐等學者注重實證，運用詩內詩外相參的方法，對《古詩十九首》作者與創作年代進行了考證。他們有的從文學體裁發展的角度或依據《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容等來判斷，支持“東漢末年說”，如馬茂元、李澤厚等；有的則重新回到“兩漢說”，論證其觀點的合理性，如張茹倩、張啟成、趙敏俐等。總的來說，現當代學者對作者與創作年代問題的探討基本上承襲了古人的說法，並無新見，但從不同視角提供了較為翔實的論證。
《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木齋先生的“建安十六年之後”說，木齋的研究將前人“建安說”更具體定位為“建安十六年之後”。傅璿琮先生對其給予很高評價。他認為“木齋有關《古詩十九首》問題的研究，可以看做是自梁啟超發表‘東漢’說之後對《古詩十九首》和五言詩起源的第一次係統總結、第一次係統的梳理和第一次具有創新意義的突破。就其研究的深度、廣度和係統性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其關於《古詩十九首》產生於建安十六年之後的結論，已經改寫了文學史”。當然，木齋對於《古詩十九首》作者與創作年代的研究，是對曆史上“曹王”說進一步細致的推斷與論證，很有價值。但“建安十六年之後”說的突破點在於曹植與甄氏的戀情，曆史學家對此有不同意見，木齋先生據此判定《古詩十九首》中有幾首詩為曹植所作，顯然他的觀點有值得商榷之處。楊合林先生在《〈古詩十九首〉的音樂和主題》一文中認為：“《古詩十九首》一類的五言詩在漢代應該早已存在並流行，成熟的五言詩不必要到桓、靈之際才出現。”他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佐證了筆者對於《古詩十九首》創作年代與作者所持的“層集說”觀點，後文將有專門的論述。
二、闡釋研究
對《古詩十九首》的闡釋代有其人，相關資料散落在曆代對《文選》和《古詩選》的箋、注、疏、評、解等文獻中。“釋事忘義”、“附事見義”（金聖歎）或“脈注內義”（劉勰）最為常見。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唐代《文選注》（李善）、《文選五臣注》，元代劉履《古詩十九首旨意》（《選詩補注》），明代孫月峰《評文選》，清代吳淇《古詩十九首定論》（《選詩定論》十八卷）等；曆代《古詩》選本有明人鍾惺和譚元春《古詩歸》、唐汝諤《古詩解》、王夫之《古詩評選》，清人沈德潛《古詩源》、王士禎《古詩箋》和張玉穀《古詩賞析》等。另一方麵，明清以後出現了大量的專書或專論，如明末清初金聖歎《唱經堂古詩解》（古詩十九首專論）、張庚《古詩十九首解》、薑任修《古詩十九首繹》、朱筠《古詩十九首說》、徐昆《古詩十九首說》、饒學斌《月午樓古詩十九首詳解》、方東樹《昭昧詹言》摘出的評《古詩十九首》和劉光賁《煙霞草堂遺書》摘出的《古詩十九首注》等頗有特點。
在近現代，也有大量的論文、專著問世。其中，代表性成果有20世紀20年代賀靈揚的《古詩十九首研究》、髯客的《古詩十九首詮釋》（一）（二）、梁啟超的《古詩十九首之研究》（《中國之美文及其曆史》，1924）；30年代俞平伯的《葺芷繚衡室古詩劄記〈古詩十九首〉章句之解釋》、陳柱的《古詩十九首解》、王緇塵的《古詩十九首新箋》、隋樹森的《古詩十九首集釋》；40年代朱自清的《古詩十九首釋》；50年代馬茂元的《古詩十九首探索》；80年代張清鍾的《古詩十九首彙說賞析與研究》；90年代楊效知的《古詩十九首鑒賞》、王強模的《古詩十九首評譯》及21世紀曹旭的《古詩十九首及樂府詩選評》、木齋的《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等。在曆代闡發《古詩十九首》的資料中，既有總體性的論述，又有獨立成篇的分析，還有具體篇、章、節的揭示，從注疏式到評點式再到評論式，詮釋的形式各有不同。
中國傳統的學術史中，對於典籍的闡釋大致可以分為經學的闡釋、史學的闡釋和文學的闡釋三種。聞一多在《風詩類鈔甲》的“序例提綱”中，對《詩經》研究方法作了歸納。在他看來，“經學的”、“曆史的”和“文學的”屬於“三種舊的讀法”。之所以“舊”，因於“經學的”近於求善，“文學的”近於求美，“曆史的”雖與求真較近，但終未及“社會學的”來得真且切，所以社會學的讀法是聞一多所倡導和追求的。他依社會組織的綱目對《國風》的內容作婚姻、家庭、社會的重新編排，且提出了以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的方法“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聞一多對《詩經》闡釋方法的分析總結非常到位，我們可以移植於《古詩十九首》的闡釋史。總的來說，曆代對《古詩十九首》的闡釋是以經學闡釋為主流的，與其並肩發展的是文學闡釋，而由於《古詩十九首》的創作年代及作者的不確定性，使研究者難以產生以作者為中心的闡釋觀念，導致傳統的史學闡釋隻是作為“異調”而存於曆史的塵埃中，而以文本為中心、以讀者為中心的闡釋觀念得到明顯的發展。
及至近現代，除延續傳統闡釋方法以外，社會學等有關理論作為新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並著實影響了20世紀初中國文學的研究，使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方向拓展，如梁啟超、鄭振鐸等對《古詩十九首》的研究。同時，受西方各種文學思潮和理論的影響，許多學者試圖以西方一些新的理論方法闡釋《古詩十九首》，如朱自清、葉嘉瑩等使用新批評文本細讀方法解讀《古詩十九首》，具有開拓意義。當代的研究更是西方話語占據主流，各種理論異彩紛呈，但未有重大的突破。下麵就各種闡釋作一些必要的梳理。
（一）經學的闡釋——以意逆誌，以教化解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