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三百》從普通文本成就為《詩經》——中國文化“正典”以及中國文學的“原典”，首先是經過孔子將其“教材化”和“倫理化”、漢代經學家們將其“政治化”而確立其文化正典地位的；其次，劉勰通過《文心雕龍》成功地將其轉換為文學原典。“正典”強調的是教化性與正統性，即強調主流意識形態與主流價值觀念，並通過主流教育體製完成傳播；而“原典”則重在強調其作為文學的源頭，即詩歌審美的基本要求。《詩經》成為中國文化“正典”以及中國文學的“原典”，確定了儒家傳統詩學價值係統。自此之後，《詩經》成為衡量文學經典的尺度與標準，文學作品的經典化往往都是通過比附《詩經》而提升其文學地位的。
如果說六朝詩人的擬詩開啟了《古詩十九首》作為詩歌文本的典範意識，促使蕭統將其納入教科書和官方傳播的主渠道，而劉勰《文心雕龍》的“五言之冠冕”則樹其為五言詩歌正統的藝術模仿典範文本，鍾嶸《詩品》強調其在古詩體源風格等藝術特質上與《詩經》的淵源關係，其後曆代評論者更強調其合於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從而將《古詩十九首》納入了儒家傳統詩學的價值體係中。
前一章已論及我國古代詩歌經典大都以《詩經》為宗、以風雅為標，在源流正變中厘定其在詩歌經典譜係中的位置，從而使之晉升為詩歌經典。《古詩十九首》也經曆了這樣一個經典化的過程。曆代闡釋者以《詩經》評《古詩十九首》，強調其經學的典範意識。作為文學經典的《古詩十九首》被主流文學和官方詩學回收，是通過《詩經》的尺度來衡量的。於解讀《古詩十九首》而言，附托《詩經》是一條重要途徑。
真正明確以《詩經》評古詩濫觴於南北朝時期鍾嶸的《詩品》。鍾嶸選擇了劉勰稱為流調的“五言古詩”作為其詩論的對象，敘源流，評高下，“敢致流別”，以其獨特的“滋味說”確立詩歌審美的理論標準，對每位詩人的創作特點、源流所宗分別作了概要的評說，構築了不同於劉勰的詩歌經典譜係。鍾嶸將詩歌最初的源頭分為“國風、小雅、離騷”，並將《詩經》、《離騷》並列作為評判詩歌價值的基本美學標準，追溯《古詩》與《詩經》之間的某種一致性，稱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確立了兩者在詩史序列上的密切關聯，並對其藝術價值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認為古詩“清音獨遠”、“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將其放在上品。鍾嶸之評乃遠見卓識，後之論者附和甚眾。
自鍾嶸將漢魏古詩溯源於《詩經》始，曆代詩家承其思路，襲其斷語，將“近風雅”、“最近古”作為高揚漢魏五言古詩經典價值的合法依據。唐代陳子昂所提倡的“漢魏風骨”得到普遍認可，因而，包括《古詩十九首》在內的漢魏五言古詩被視為通向詩歌原典與正典《三百篇》的神聖津梁。有學者認為，實際上漢魏五言古詩傳統在唐代已經取得了類似於亞經典的崇高地位。
唐宋以來，評詩者多將《古詩十九首》與《三百篇》相提並論，強調其在詩之體源、風格等藝術特質上與《詩經》的淵源關係。宋代的古詩批評更開拓了從詩法中尋覓《古詩十九首》與《詩經》的源溯。宋代張戒的《歲寒堂詩話》把“言誌”作為論詩宗旨，更以《詩經》作為參照評價《古詩》。他談道：“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複及。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張戒評價《國風》“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緊接著稱讚古詩“‘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皆無愧於《國風》矣”。
宋代範晞文的《對床夜語》卷一雲：
古詩十九首有雲：“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裏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言妻之於夫，猶竹根之於山阿，兔絲之於女蘿也，豈容使之獨處而久思乎。《詩》雲：“葛生蒙楚，蘞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同此怨也。又“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又“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亦猶詩人“籊籊竹竿，以釣於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之辭，第反其義耳。前輩謂《古詩十九首》可與《三百篇》並驅者，亦此類也。
範晞文探討《古詩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與《詩經》中“葛生”、“竹竿”詩等的淵源關係，或格調相同，“同此怨也”，或反其意，更將《古詩十九首》“並驅”於《三百篇》。